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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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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万历怠政

发生时间: 万历十四年(1586年)秋末开始

时期: 明朝后期

人物: 明神宗

万历怠政是指明朝明神宗当政期间的怠政现象,一般认为开始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秋末冬初, 万历帝就开始了严重怠政行为,史书一般认为万历怠政长达28年,实际上是开始于1600年,长达20年。

万历皇帝怠政的主要表现为:长期不接见大臣,不亲行时享太庙,长期不搞经筵日讲,不及时处理大臣奏疏等。万历后期处理政务的效率降低,与他的健康状况也有很大的关系。执政后期经常因病无法处理朝政而传谕辅臣。 除因病怠政之外,主要还是贪图安逸、小病大养、无病也养。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后,努尔哈赤的军队连克抚顺、开原,辽东战事日益紧张,这时长期怠政的明神宗曾经有些转变,但其改变并不是太大。到了晚年,确实疾病缠身难以勤于政事。 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使明王朝中央政府几乎陷于瘫痪,从此回天无力,以致《明史·神宗本纪》中指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1]

背景

隆庆六年,明穆宗驾崩,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 由于万历帝年幼,于是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相反张居正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

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 洪武年间,全国耕种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卅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而万历九年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

张居正变法后,万历初年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史称万历中兴。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明王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过程

张居正死后初期,万历帝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但不久就开始怠政。 他先采取非常手段,摆脱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的影响和控制,万历皇帝最重要的政绩就是进行了"三大征",表现出一定的魄力和能力。但是,万历皇帝并没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而是居功骄傲,怠于政事,从励精图治到消极怠政。

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万历帝因病连日免朝,给内阁的解释是"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服药之后依然"身体虚弱,头晕未止",不但无法上朝,祭祀太庙也无法亲自前往。 万历十四年后,万历帝就开始连续不上朝。李太后年纪渐大,对明神宗也实在无力再管束。

自万历十六年(1588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万历帝。万历帝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还进行选美。神宗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在他二十一岁时就开始筹建陵园。

万历十七年(1589年)元旦后,万历帝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的元旦万历帝再也不视朝。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 。阁臣王家屏次日再上一本,自请罢官。

万历帝还派矿监和税监搜刮民间财产,导致多处民变发生。由于万历帝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 万历帝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最后万历帝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导致国力衰退。

万历帝在位期间另外两项严重败坏朝纲的事件是东林党争国本之争。东林党源于顾宪成组办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一词则起源于万历三十八年的一次人事变动事件。起因是内阁缺人,顾宪成极力主张颇有政绩的淮扬巡抚李三才入阁,结果被反对李三才入阁的势力摸黑漫骂,东林党因此而起。东林党兴起后,朝中其它各党便集中火力攻击东林党。阉党专权后,东林党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崇祯初年东林党才重新被启用。

另外一项政争是国本之争。主要是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万历帝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 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

不过万历朝的亮点则是包括援助朝鲜王朝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倭乱、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贵州杨应龙之乱的的万历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讨明朝。次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女真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表现

清史专家,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所写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中所描写万历皇帝怠政的表现总结为"六不做"。

第一,不郊。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

第二,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

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万历帝竟然二十几年不理朝政,也不主持朝廷会议。有的大臣跪在宫门外请求皇上亲理朝政,竟不被理睬。

第四,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大学士、首辅朱赓,三年没有见皇帝一面。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

第五,不批。就是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明朝有一个规定,就是大臣不轻易上奏章,凡上奏章必有重要急迫的事情,皇帝就要赶紧批示,不论同意、不同意,还是部分同意,总要有个结果。但是,万历帝却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而是搁置一边。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

第六,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经筵,是为皇帝专设的讲席,由大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等担任主讲,并同皇帝切磋经史,也是君臣共同探讨治国理念与治策的场所。日讲,原意是每日向皇帝进讲经史。万历帝不参加经筵讲席,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批评道:"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又说万历帝:"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也!"

评价

许多人认为万历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干政,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鲜、女真崛起和梃击案万历都有反应,表示奏章还是有在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万历皇帝指挥的万历朝鲜之役使朝鲜保全了国家,避免了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尽管朝鲜人对万历皇帝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鲜使臣的记录中,更多的还是对万历帝消极怠政、贪婪奢侈等恶劣行径的批评。而朝鲜使臣塑造的万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叶之后朝鲜对中国社会集体想像的转变,大明帝国的形像已经由朝鲜前期塑造的"狂热乌托邦",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环,而走向了没落。

《明史·神宗本纪》指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曾提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