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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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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萬曆怠政

發生時間: 萬曆十四年(1586年)秋末開始

時期: 明朝後期

人物: 明神宗

萬曆怠政是指明朝明神宗當政期間的怠政現象,一般認為開始於萬曆十四年(1586年)秋末冬初, 萬曆帝就開始了嚴重怠政行為,史書一般認為萬曆怠政長達28年,實際上是開始於1600年,長達20年。

萬曆皇帝怠政的主要表現為:長期不接見大臣,不親行時享太廟,長期不搞經筵日講,不及時處理大臣奏疏等。萬曆後期處理政務的效率降低,與他的健康狀況也有很大的關係。執政後期經常因病無法處理朝政而傳諭輔臣。 除因病怠政之外,主要還是貪圖安逸、小病大養、無病也養。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以後,努爾哈赤的軍隊連克撫順、開原,遼東戰事日益緊張,這時長期怠政的明神宗曾經有些轉變,但其改變並不是太大。到了晚年,確實疾病纏身難以勤於政事。 萬曆皇帝的長期怠政,使明王朝中央政府幾乎陷於癱瘓,從此回天無力,以致《明史·神宗本紀》中指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1]

背景

隆慶六年,明穆宗駕崩,子朱翊鈞繼位,改元萬曆。 由於萬曆帝年幼,於是由太后攝政。重臣高拱由於與太后信任的宦官馮保對抗而被罷官,相反張居正得到馮保的鼎力支持。

張居正輔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內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機構中的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政。經濟上,清丈全國土地,抑制豪強地主,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民負擔。 洪武年間,全國耕種田地有八百五十萬零七千六百卅二頃。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而萬曆九年經過張居正的治理後達到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軍事上,加強武備整頓,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總理薊、昌、保三鎮練兵,使邊境安然。張居正還啟用潘季馴治理黃河,變水患為水利。同時張居正嚴懲貪官污吏,裁汰冗員。

張居正變法後,萬曆初年呈現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史稱萬曆中興。張居正逝世之後,中興之象消失。明王朝從此走上了衰敗之路。

過程

張居正死後初期,萬曆帝尚能保持對朝政的興趣,但不久就開始怠政。 他先採取非常手段,擺脫張居正、馮保和李太后的影響和控制,萬曆皇帝最重要的政績就是進行了"三大征",表現出一定的魄力和能力。但是,萬曆皇帝並沒有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而是居功驕傲,怠於政事,從勵精圖治到消極怠政。

萬曆十四年(1586年)九月,萬曆帝因病連日免朝,給內閣的解釋是"頭暈眼黑,力乏不興",服藥之後依然"身體虛弱,頭暈未止",不但無法上朝,祭祀太廟也無法親自前往。 萬曆十四年後,萬曆帝就開始連續不上朝。李太后年紀漸大,對明神宗也實在無力再管束。

自萬曆十六年(1588年)後,常朝也經常看不到萬曆帝。萬曆帝整日在深宮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還進行選美。神宗還好營建,經常大興土木。在他二十一歲時就開始籌建陵園。

萬曆十七年(1589年)元旦後,萬曆帝以日食為由免去元旦朝賀。此後每年的元旦萬曆帝再也不視朝。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疏,稱神宗沉湎於酒、色、財、氣 。閣臣王家屏次日再上一本,自請罷官。

萬曆帝還派礦監和稅監搜刮民間財產,導致多處民變發生。由於萬曆帝不理朝政,缺官現象非常嚴重。萬曆三十年(1602年),南北兩京共缺尚書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撫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 萬曆帝委頓於上,百官黨爭於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轉之中。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如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名目眾多,但其所議議題卻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因此明史言:"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最後萬曆帝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勉強到金鑾殿上,許多朝臣都沒見過皇帝一面,導致國力衰退。

萬曆帝在位期間另外兩項嚴重敗壞朝綱的事件是東林黨爭國本之爭。東林黨源於顧憲成組辦的東林書院。東林黨一詞則起源於萬曆三十八年的一次人事變動事件。起因是內閣缺人,顧憲成極力主張頗有政績的淮揚巡撫李三才入閣,結果被反對李三才入閣的勢力摸黑漫罵,東林黨因此而起。東林黨興起後,朝中其它各黨便集中火力攻擊東林黨。閹黨專權後,東林黨更受到嚴重打擊。直到崇禎初年東林黨才重新被啟用。

另外一項政爭是國本之爭。主要是圍繞着皇長子朱常洛與鄭貴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萬曆帝遲遲不立太子,令群臣憂心如焚。 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兩個派別。直到萬曆二十九年,朱常洛才被封為太子,朱常洵被封為福王。但是福王遲遲不離京就任藩王。直到梃擊案發生,輿論對鄭貴妃不利後,福王才離京就藩。

不過萬曆朝的亮點則是包括援助朝鮮王朝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倭亂、平定寧夏哱拜之亂、平定貴州楊應龍之亂的的萬曆三大征都取得了勝利。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後金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討明朝。次年在薩爾滸之戰中大敗明軍,明朝對女真從此轉為戰略防禦。

表現

清史專家,北京滿學會會長閻崇年所寫的《明亡清興六十年》中所描寫萬曆皇帝怠政的表現總結為"六不做"。

第一,不郊。就是不親自郊祭天地。

第二,不廟。就是不親自祭祀宗廟、太廟。

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萬曆帝竟然二十幾年不理朝政,也不主持朝廷會議。有的大臣跪在宮門外請求皇上親理朝政,竟不被理睬。

第四,不見。就是不接見大臣。大學士、首輔朱賡,三年沒有見皇帝一面。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

第五,不批。就是對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明朝有一個規定,就是大臣不輕易上奏章,凡上奏章必有重要急迫的事情,皇帝就要趕緊批示,不論同意、不同意,還是部分同意,總要有個結果。但是,萬曆帝卻將大臣奏章"留中"不發,就是既不批示,也不發下,而是擱置一邊。沒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辦,整個中央機構,幾乎停止運作。

第六,不講。就是不參加經筵講席。經筵,是為皇帝專設的講席,由大學士、翰林院侍講學士等擔任主講,並同皇帝切磋經史,也是君臣共同探討治國理念與治策的場所。日講,原意是每日向皇帝進講經史。萬曆帝不參加經筵講席,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批評道:"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又說萬曆帝:"親宦官宮妾,而疏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為宗社計也!"

評價

許多人認為萬曆長年"不朝",是萬曆怠政的一個重要表現,也是國事艱難的原因。事實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萬曆三大征"的勝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時期取得的。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干政,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鮮、女真崛起和梃擊案萬曆都有反應,表示奏章還是有在看,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萬曆皇帝指揮的萬曆朝鮮之役使朝鮮保全了國家,避免了亡國滅種的巨大危險,儘管朝鮮人對萬曆皇帝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鮮使臣的記錄中,更多的還是對萬曆帝消極怠政、貪婪奢侈等惡劣行徑的批評。而朝鮮使臣塑造的萬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葉之後朝鮮對中國社會集體想像的轉變,大明帝國的形像已經由朝鮮前期塑造的"狂熱烏托邦",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環,而走向了沒落。

《明史·神宗本紀》指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曾提到"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