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密约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中俄密约》，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或《防御同盟条约》，是俄罗斯帝国与清朝政府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签订的条约，中俄文共19页。条约原存于中华民国外交部，现典藏于台北市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保存。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清朝赎回辽东半岛，联俄抵御日本势力成为清朝外交政策之一。1896年5月初，清政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赴圣彼得堡，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沙俄以中俄共同防日为名，利诱贿赂李鸿章与其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甫秘密谈判，并于6月3日签订此约。
内容
条约共6款，主要内容是：
- 如果日本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
- 缔约国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不得与敌方签订和约；
- 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
- 为使俄国便于运输军队，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修筑一条铁路[1]至海参崴。铁路的修筑和经营，交华俄道胜银行承办；
- 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皆可在此路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
- 本约自铁路合同批准之日起，有效期15年，期满前双方可商议是否续约。
从此，中国东北地区逐渐变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但由于《马关条约》后，朝鲜半岛已成为日本势力范围，日俄双方势力在满州地方产生冲突，1904年在中国东北爆发日俄战争。
条约原文
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俄历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 大清国大皇帝陛下暨大俄国大皇帝陛下，因欲保守东方现在和局，不使日后别国再有侵占亚洲大地之事，决计订立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是以大清国大皇帝特派大清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大俄国大皇帝特派大俄国钦差全权大臣外部尚书内阁大臣上议院大臣实任枢密院大臣王爵罗拔诺甫，大俄国钦差全权大臣户部尚书内阁大臣枢密院大臣微德为全权大臣，即将全权文凭互换校阅，均属如式，立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 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第二款 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
第三款 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
第四款 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第五款 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
第六款 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五年为限，届期六个月以前，由两国再行商办展限。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专条 两国全权大臣议定，本日中、俄两国所订之约，应借汉文、法文约本两分，画押盖印为凭。所有汉文、法文校对无讹，遇有讲论，以法文为证。 大俄国钦差全权大臣外部尚书内阁大臣上议院大臣实任枢密院大臣王爵罗拔诺甫， 大清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 大俄国钦差全权大臣户部尚书内阁大臣枢密院大臣微德。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订于莫斯科[2]
后续
密约签订后六天，罗拔诺甫与日方签订《罗拔诺甫-山县协议》，协定了俄日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
影响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代表分别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上签字。1896年10月3日，李鸿章游欧归来，颇为自负地告诉曾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其实，这个条约虽名为中俄两国互相援助，但两国权责并不对等，俄国在战时、平时都可以利用中国的土地、物资、港口等资源为己所用；而中国只有在战时且俄国履行条约的情况下，方有资格享受某些利益。
谁料到，俄国不仅占了便宜，还要趁火打劫。 1897年11月，两名德国天主教徒在山东被杀，德国借机入侵垂涎已久的胶州湾。俄国借《中俄密约》乘机揩油，以协助中国为名，派出军舰占据旅顺、大连，拒不撤走。事已至此，清廷只得“打落牙齿和血吞”，同俄国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承认了既成事实。
但令俄国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这一做法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中俄结盟，对俄而言也是好事，符合俄的长远利益。因为当时英国正在扶持日本，目的就是遏止俄国。作为反制，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但俄国的背信弃义，不仅损害了中国利益，也损害了俄国自身的利益。俄军的入侵令中国人、尤其是李鸿章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被出卖、被愚弄的痛苦和愤怒。经此创痛后，中国的外交再度由“有联有拒”往回收缩，甚至到了“一体仇外”的程度，终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尤其是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尽管清政府宣布中立，但无论朝野都一边倒地站到了日本的一边，有不少中国人甚至与日军并肩作战，一次次地为日军的胜利而欢呼雀跃、大唱颂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