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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深秀
杨深秀

原图链接图片来自西祠胡同


清朝
籍贯 山西绛州闻喜县
字号 漪邨
出生 1849年
山西绛州闻喜县
逝世 1898年
山西绛州闻喜县
著作

《晋中国都考》、《山西星度谱》、《闻喜县志疑存文钞》、《雪虚声堂诗钞》[1]

杨深秀(1849年4月24日-1898年9月28日),初名毓秀,同治十三年甲戌改名深秀,字漪邨(会试硃卷作衣纯),又用里名自号仪村,号孴孴子山西绛州闻喜县人。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二日(1849年4月24日)戌时,行一,大行二,民籍,以廪生中式同治九年庚午科本省乡试举人第三名,以员外郎分刑部学习,会试中式第266名贡士,著有《晋中国都考》、《山西星度谱》、《闻喜县志疑存文钞》、《雪虚声堂诗钞》[2]

他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

生平

12岁为县学附生。光绪八年,张之洞聘为令德堂(用以教全省士以经史考据词章义理之学)院长。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殿试名列三甲末次。同年五月,任刑部候补员外郎[3],累迁郎中。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升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因俄罗斯要求中国割让旅顺大连湾,上疏请联合英国日本拒俄。杨深秀在上奏中说道:顷闻日人患俄人铁路之逼,重念唇齿辅车之依,颇悔割台,相煎太急。大开东方协助之会,愿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游学,供我经费,以著亲好之实,以弭夙昔之嫌。经其驻使矢野文雄函告译署。我与日人隔一衣带水,若吾能自强复仇,无施不可;今我既弱未能立,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收于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p.248。上奏日期为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时人均知杨深秀国学根底深厚,却不知他也明了世界局势,均感惊服。同年,戊戌变法开始。与徐致靖先后上疏请更改文体,不采用八股文。被盈廷、礼部尚书许应骙多番阻挠。又上书建议设立译书局、派皇室游历各国、派遣留学生,均被采纳。面试京朝官,每日见20人,试用当中人才,罢免老庸愚不通时务的人,引起不满。同时,他积极帮助、赞扬实行新政者,为他们上书或辩白,如湖南巡抚陈宝箴被守旧党弹劾,为杨深秀即为其剖辨。

戊戌政变的前一日,八月初五(9月20日),杨深秀上奏奏请“与英、美、日合邦”,杨深秀说:[4]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戊戌变法档案史料’p.15)

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太后归政,其后杨深秀深诘皇上被废的原因,固请慈禧撤帘。八月初九(9月24日),在宣武门闻喜会馆被捕。八月十三日(9月28日),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同被问斩,合称“戊戌六君子”。是被祸六君子中自正途入仕且为唯一的高官,本不当死,惟因诘问慈禧得咎。

诗作

狱中诗》 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 圣人岂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参考文献

  1. 《杨深秀会试硃卷》
  2. 《杨深秀会试硃卷》
  3. 《大清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光绪十五年。己丑。五月。丙午朔。……○乙卯。引见新科进士。……户部候补员外郎毛庆蕃、著以员外郎即用。内阁即补侍读绍昌、著仍归原班补用。户部七品小京官陈廷鉴、著以原班用。刑部学习员外郎杨深秀、著俟学习报满。作为候补员外郎后。以该部员外郎即补。分发四川道员张华奎、著仍发原省以道补用。余著归班铨选。
  4. 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杨深秀的“合邦”构想,是由康有为所指使,而在康有为的背后,则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幕后策划。雷书指出,慈禧太后是在八月初四(9月19日)自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后,发现了这一计画,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阻止了“合邦”的计画。按照李提摩太向康有为的建议,是要中美英日四国将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交给一个“百人委员会”来管理,建立一个比现在欧盟更紧密结合的联邦,藉以对抗俄国,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身为高级知识份子的李提摩太却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动机令人怀疑,可能是以合邦为名,诱使中国先交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使中国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计画,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的骗局,利用康有为、杨深秀等人对国际知识所知有限的弱点,诱骗康有为等人与光绪将中国各种重要权力交给外国人,任由外国操控宰割。然而,慈禧在9月21日训政当天颁布的捉拿康有为的上谕中并未提到康有为卖国,只说:“谕军机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此外,杨深秀和宋伯鲁都曾上奏倡议四国合邦,但慈禧在戊戌政变之后定他们的罪中都未提到他们这条罪名;宋伯鲁的罪名是“滥保匪人”、“声名恶劣”,杨深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雷家圣指出这是因为慈禧当时还不知道英、美、日等国的参与程度,如果贸然指责英、美、日等国,外交纠纷更难收拾,故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