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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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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俞頌華

外文名稱;Yu Songhua

出生日期;1893年

逝世日期;1947年

畢業院校;日本法政大學

出生地;江蘇太倉

俞頌華Yu Songhua(1893~1947年) ,名垚, 又名慶堯,筆名澹廬,江蘇太倉人,1915年赴日本留學,畢業於東京法政大學

民國8年(1919)年任《時事新報》(原址在今上海延安東路)副刊《學燈》主編,宣傳新思潮和新文化運動,曾全文轉載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重要政論《民眾的大聯合》。[1]

人物生平

1919年9月1日 梁啓超組織的新學會在北京創刊《解放與改造》周刊,張東蓀俞頌華主編。在民國八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二號上,登載了俞頌華社會主義之批判》、《社會主義之定義》以及趙然空空的《列寧與杜爾斯基之人物及其主義之實現》,是最早介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列寧的刊物之一。後改半月刊,由中華書局出版,1920年9月第3捲起更名《改造》,增加梁啓超、蔣方震為主編,1922年9月停刊。

1920年俞頌華在梁啓超等人的支持下,以上海時事新報》與北京晨報》特派員身份赴蘇俄採訪,同行的還有瞿秋白李仲武。俞頌華是最早採訪十月革命後蘇俄的中國新聞記者,在蘇俄三個月期間,俞頌華訪過列寧莫洛托夫季諾維也夫等蘇俄領導人。他采寫的《旅俄之感想與見聞》等通訊報道,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了解蘇聯「十月革命」後的真實情況,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俞頌華又改任兩報駐德國特派記者。民國13年後入福州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東方雜誌》。民國21年起進漢口路《申報》館任《申報月刊》主編,並創辦《新社會》半月刊,提倡革新政治。民國25年西安事變後赴延安採訪,在國民黨統治區內最早報道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陝北情況。著有《赤俄見聞記》、《柏拉圖》。

社會評價

俞頌華曾是蜚聲中國新聞界的著名報人,也是二三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位名人。他一生盡瘁報業,「以新聞事業為唯一終身職志」,雖然他的報人生涯並不總是很順利,但他對此矢志不渝。顛簸困頓的生活和高官厚祿的引誘,都不能使他放棄辦報的志趣。俞頌華服務報界三十年,曾主編過幾種重要的刊物,如《時事新報》之「學燈」副刊、《解放與改造》、《申報月刊》(後改為周刊)、《光明報》等。這些刊物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都起過非同小可的作用,是「五四」以來新文化事業發展的重要園地。黃炎培先生贊他為「新聞界之釋迦牟尼」,蓋因其孜孜於新聞事業,「雖貧病不能移其志也」。晚年,他的身體已「弱不勝衣」,但還有帶領學生去南洋辦一份獨立報紙的樂觀想法,然而為病體所累,他的這一願望終未實現。1947年,俞頌華在蘇州寂寞長逝,時年虛齡55歲。

俞頌華(1893-1947),江蘇太倉人。出生於一個世代書香之家,早年曾就讀於上海澄衷中學和復旦公學(復旦大學的前身)。在中學時代,他就關心時事,喜愛讀報,立志做一名利國利民的記者。1915年赴日本留學,開始研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1918年畢業於東京法政大學,獲學士學位。

俞頌華從日本學成回國後,於1919年4月出任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的主編。就職後的第三天,就在刊物上發起「社會主義」徵文活動,不久便陸續發表河上肇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主義之進化》、《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體系》等著作的譯稿,刊載了李大釗陳望道等人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並全文轉載了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同時,他還為新文學的創作提供園地。郭沫若最早的兩首新體詩《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鷺鴛》,張聞天的處女作《》以及葉聖陶等人的早期作品,都是在他主編的《時事新報》副刊上發表的。

1920年,俞頌華在梁啓超等人的支持下,以上海《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特派員的身份赴蘇俄採訪,一同前往的還有瞿秋白李仲武。他們是俄國十月革命後,最早前往採訪的中國新聞記者。離開北京時,鄭振鐸耿濟之向他們贈詩送行:「你們走了——走向紅光里去了!新世界的生活,我們羨慕,你們受着」。俞不諳俄語,瞿、李兩人是北京俄文專修館剛畢業的學生,三人一道採訪,由瞿、李做翻譯。經過實地考察,俞頌華等三人以親身見聞,向廣大中國讀者介紹了十月革命後俄國的真實情況。在莫斯科期間,他們拜訪了列寧莫洛托夫季諾維也夫等蘇俄領導人,參觀了克里姆林宮,把在蘇俄採訪所寫的通訊寄回國內,分別在上海《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上發表。1921年5月俞頌華改任兩報駐德國特派記者,離蘇後寫了《旅俄之感想與見聞》長篇通訊。在1921年7月至9月北京《晨報》上分37次連載,翔實地向國內讀者介紹了十月革命後蘇俄的真相。他奉勸那些恐蘇人士「不必對於勞農俄國發生什麼無謂的庸人自擾的恐慌」。在當時的條件下,作為記者的俞頌華能夠秉筆直書,敢於為視為異端的「赤俄」說話,確是需要一些膽識的。

1924年俞頌華回國,在上海擔任中國公學教授兼教務長,1928年到商務印書館編輯《東方雜誌》,並先後兼任暨南大學、持志大學、中央大學商學院、勞動大學等校教授,講授社會學、新聞學、倫理學等課程。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商務印書館在閘北的編譯所、印刷所、東方圖書館被日軍飛機投彈焚毀,損失慘重,《東方雜誌》暫停發行。同年5月,《申報》總經理史量才邀請俞頌華進《申報》社創辦並主編《申報月刊》,這是他一生從事新聞工作的最佳時期。在此期間,俞頌華特邀魯迅茅盾巴金等進步人士撰文,謳歌正義和光明,鞭撻反動與黑暗;邀約「一·二八」抗日名將翁紹恆撰寫了長篇的《淞滬血戰回憶錄》,在《申報月刊》上連載,還發表了不少介紹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文章。1936年1月,《申報月刊》改為《申報周刊》,仍由俞頌華主編。他發現向該刊投稿的石西民思想進步且富有才華,即邀請他參加《申報周刊》編輯工作,予以獎掖。以周刊補日報之不足,把辦報與辦刊相結合,是俞頌華辦報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由於他主編的《申報周刊》圖文並茂,精編精幹,因而深受廣大讀者的青睞,成為當時全國期刊發行量最多的刊物。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1937年4月,當時陝北還是個「禁區」,俞頌華和孫恩霖以《申報》、《申報周刊》記者的身份結伴陝北採訪。他們在延安,受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接見,並和毛澤東主席在窯洞裡暢談了一個晚上。俞頌華所寫的《從上海到西安和陝北》的通訊,完全用事實說話,儘管在新聞檢查時被刪去不少內容,但仍向讀者介紹了陝北革命根據地不少真實情況。他在文章中說,他進延安時,就看到「城門兩旁的城牆上有『和平統一』和『團結禦侮』的很大標語」;離開延安時,又「回頭看看」這「八個大字」,「不由得感覺愉快。因為我覺得八個大字,足以代表國難嚴重中的一線曙光,亦是全國人民的一致願望」。雖是聊聊數詞,卻着重指出: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政策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心愿,成為「國難嚴重中的一線曙光」。他在陝北還拍攝了不少照片,分期在《申報周刊》上刊登。作為一名普通記者,他敢闖禁區,敢於講真話,敢於頌揚革命根據地的方針、政策,這在1937年「七·七」抗戰前的國民黨統治區,是極為了不起的。他是繼斯諾、范長江客觀報道陝北實況後的又一名進步記者。

1937年上海「八·一三」全面抗戰後,《申報周刊》停辦。他受友人馬星野的邀請,到湘西芷江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新聞系教授。1938年夏隨政校遷往重慶南溫泉,在那裡常與老朋友俞寰澄鄒韜奮黃炎培戈寶權沈志遠等聚會。

1940年夏,國民黨中央社會部長陳立夫欲拉他加入國民黨,派原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給俞頌華送來表格要他填寫,他斷然拒絕,並離開重慶遠去香港。到香港後,他先任香港《星報》總主編,數月後赴新加坡擔任《星洲日報》總編輯。俞頌華在《星洲日報》只工作了九個月,因國民黨硬派一個姓關的去當總編輯以控制海外華僑輿論,而被擠回香港。1941年10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香港成立,俞頌華應梁漱溟之邀,擔任同盟機關報《光明報》總編輯。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他轉移到桂林,國民黨要人幾次請他、誘他、逼他去重慶,許以高官厚祿,儘管他的夫人,兒女都在重慶,十分思念,但他依舊留在湘桂,就是不肯去國民黨的陪都重慶。

在桂林,俞頌華任《廣西日報》主筆。此報系國民黨桂系辦的報紙,原在內容及形式上都較落後,銷售量僅有幾千份。他任主筆後,一面在內部充實編輯力量,一面在外部爭取金仲華、千家駒、胡仲持等進步文化人的支持,使報紙面目煥然一新,發行量猛增到兩萬份。

1943年5月,衡陽《大剛報》總編輯羊棗被迫離開,編輯部一時群龍無首,社長毛健吾對俞頌華仰慕已久,為了實現他趕超《大公報》的計劃,親自去桂林禮聘。俞是有名的報人,素來在大城市辦大報的,是否肯屈就衡陽這個小地方呢?誰也沒有把握。可俞頌華欣然應聘,捲起鋪蓋,立即動身。許多人把俞的行動比作陶行知先生辦學:陶先生由大學辦到小學,越辦興致越高;俞先生辦報,由大城市辦到小城市,越辦越有勁。俞頌華到衡陽時,身體極其虛弱,醫生的結論是:「帶病延年」,他卻是「帶病戰鬥」。在《大剛報》館工作期間,他拖着羸弱的病體,為《大剛報》辦了三件有意義的事:一是創設《星期增刊》;二是向進步文化界人士和學術界組稿,提高《星期論文》的質量。他把編輯用稿比作醫生用藥,醫生用藥要對病人負責,編輯用稿也要對讀者負責;三是創辦敵後航空版。他們把一周國內外大事特別是各個戰場的情況加以選擇改寫,每周出一期八開小報,托衡陽空軍基地的美軍飛機帶到敵占區空投,美方記者稱之為「世界創舉」,是「中國新聞界向敵偽反攻的先聲」。

1944年4月,日寇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大剛報》館遷往貴陽。俞頌華經不住長期顛沛流離,身體虛弱不堪,方離開該報到重慶與家人團聚,並抱病在黃炎培主辦的《國訊》半月刊擔任主編。

抗戰勝利後,《大剛報》遷南京復刊,特邀他仍舊擔任總編輯。但當他了解到此報已為國民黨CC系控制時,便堅決拒絕。1946年夏,他回到上海,貧病交迫,無地容身,暫時借住在一位親戚的小亭子間裡,過着清苦的生活。這時,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與俞曾在德國同過學)約他到南京辦報,許以汽車、洋房,他嗤之以鼻,並斬釘截鐵地說:「三十年前,我不妥協,三十年後,我雖然貧病潦倒,還是不妥協。就是這幾根老骨頭,是要硬到底的!」浩然正氣,令人肅然起敬。同年,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由四川璧山遷到蘇州,他應邀去蘇州任該院新聞系主任。1947年5月,上海南京北平昆明等地學生髮動「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鬥爭,全院學生積極響應。院方聽命於國民黨當局,勒令30名學生退學。俞頌華聞訊後當即找到院長慷慨陳詞,據理力爭,斥責院方開除學生屬「不法行為」。由於俞頌華和其他進步師生的反對,院方不得不收回成命。

1947年夏秋以後,國民黨政府倒行逆施,擴大內戰規模,宣布民主黨派為「非法團體」,俞頌華憂憤交集,肺病加重,臥榻不起,10月11日與世長辭,年僅54歲。

俞頌華逝世後,新聞界著名人士、《大公報》上海版總編輯王芸生所送的輓聯,用十二個字對他作出評價:「有德有言不朽,無黨無派以終」;黃炎培在悼文中稱其為「新聞界的釋迦牟尼」。俞頌華生前所撰寫的新聞、通訊及評論,已由葛思恩俞湘文編為《俞頌華文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