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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溶(1613—1685),字秋岳(嶽),一字潔躬、鑒躬,號倦圃、野航、純漢,又號花尹、鉏(鋤)菜翁、金陀老圃、白學先生,別署兩河使者、金陀老人,清秀水(今浙江嘉興)人。

簡介

明崇禎十年(1637年)進士,官御史。嘗劾輔臣謝升,又熊開元參周延儒遭廷杖,溶疏白其冤。 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北京後仕清,初授原官,起用河南道御史,任順天學政督學順天,為清王朝獻策,疏陳定官制,定屯田、鹽法、錢法規制,禁兵丁將馬踐食田禾,巡緝土賊,平糶以裕倉儲,設兵循徼等事,使無劫掠。其疏陳皆被採納實施。又就有關科舉、薦舉隱逸、訪旌殉節者等問題向朝廷獻策。 順治三年(1656年)二月充會試監考官,三月遷太僕寺少卿。不久,因在學政任上所舉貢生中有明代受世襲職和中武舉者一事被發現,降兩級調用。接著又因選拔貢生超額被革職回籍。 順治十一年(1654年)官復原職,遷左通政。次年三月擢左副都御史,旋擢戶部右侍郎,左遷廣東右布政使。 順治十三年(1656年)以舉動輕浮,降一級改任山西陽和道。遭喪歸里。服除,補山西按察副使,備兵大同。 康熙三年(1664年)裁缺歸里。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之亂發生後,閣臣以邊才薦,隨徵福建。丁憂不復出。 康熙十七年(1678年)詔舉博學鴻詞,大學士李霨杜玄德馮溥合疏薦曹溶,未試,以疾辭。康熙十八年(1679年)舉鴻博,不赴。 康熙十九年(1680年),學士徐元文薦曹溶佐修《明史》,亦不赴。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卒。[1]   

文學成就

曹溶長於經濟,未竟其用,乃獨肆力於文章。家富藏書,工詩、詞,其詩源本杜甫蒼老之氣,一洗嫵柔之調,與合肥龔鼎孳齊名,世稱龔曹。填詞規摹兩宋,無明人之弊,浙西詞風為之一變,蓋浙西詞派之先河也。朱彝尊受曹溶影響頗深,少時曾從曹溶遊。朱彝尊纂《詞綜》,即多從其家藏宋人遺集中錄出。精鑑別,富書畫收藏,亦能書。順治初,著有《靜惕堂詩詞集》,另撰有《崇禎五十宰相傳》、《古林金石表》、《劉豫事蹟》、《明人小傳》、《倦圃蒔植記》、 《粵遊草》、《續獻徵錄》等書。又精於小簡,有《靜惕堂尺牘》,時稱江東獨步。其中《明人小傳》是自大明洪武(1368)至崇禎(1644)年間,入傳三千餘人的匯傳集,收錄人物眾多,包含了帝王、忠臣、名士等各階層人物小傳,是學者專家了解明代人物重要的參考工具書。

藏書成就

築書樓於嘉興南湖之濱的倦圃為曹溶藏書之地。原是一座廢棄的園林,據傳是南宋岳飛之孫岳珂倦翁的金陀坊舊地。曹溶得此園重加修治號為「倦圃」,稱「靜惕堂」,藏書極富。尤好收集宋、元文集,藏書中宋元古本豐富,有近千種。王士禛《池北偶談》載:「秀水曹侍郎秋岳,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靜惕堂書目》(又名《靜惕堂藏宋元人集目》),按四部分類編排,所載宋集,自柳開《河東集》以下凡180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以下115家,可謂富矣。輯有叢書《學海類編》,收書431種,分經翼、史參、子類、集餘4類,選擇較嚴,不收玄虛、荒誕和已刊之書。史部多稗史,子部多宋、明人實用著作。所刊之書在版心印有「檇李曹氏倦圃藏書」字樣。刻宋、元、明各家著作40餘種數百卷。著有《流通古書約》1卷,首次提出古書流通法,向藏書家們指出其藏書職責是在於流通,不僅僅是保藏,務必使作者的思想和勞動,不以珍藏秘藏而與世隔絕。繆荃孫說「藏書家能守此法,則單刻為千百化可以不致湮滅,尤為善計」。他的藏書理論,在清代圖書、文化界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響,產生瞭如弘曆、周永年為代表的公共藏書思想和實踐。晚年其藏書被納蘭性德購藏。藏書印主要有「曹溶私印」、「白學先生」、「倦圃」、「潔躬」、「檇李曹氏藏書印」、「鉏菜翁」、「檇李曹氏收藏圖書記」、「兩河使者」、「相賞松石閒意」、「秋岳生」、「曹溶鑑定書畫印」等。[2]

曹溶的家藏,為朱彝尊打開一扇興趣之窗

曹溶早年讀書時結識朱彝尊叔父朱茂曝,與朱家有著深厚的友情基礎,相當於世交的關係。朱彝尊對於金石的愛好非常有可能是從曹溶的家藏碑刻拓片開始,畢竟江南一帶石碑留存甚少,觀摩學習機會不多,曹溶的家藏或許在有意無意之間為朱彝尊打開一扇興趣之窗,當然曹溶也非常願意提攜這位後生。

曹溶拓碑文,朱彝尊題寫、考證碑跋

隨著朱彝尊學識的成長,他們之間關於石刻碑拓的交流越來越多,並作為同好者一起研究考證。『錫鬯同曹侍郎歷燕晉之間,訪得古碑,不憚發地數尺而出入。從者皆善摹拓及裝潢事。文人好古,近罕儔匹。』在朱彝尊與曹溶同觀《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頌碑》中我們很容易發現兩者的默契,曹溶拓碑文,朱彝尊題寫、考證碑跋。『椎而拓之,裝界而藏之,古林曹侍郎溶也。以八分書其後者,布衣秀水朱彝尊也。』估計朱彝尊為曹溶收藏碑拓提過很多這類的建議,當然這也是曹溶對於這位後生的考證研究能力的認可。

曹溶是朱彝尊的啟蒙導師

在其收藏中還有這樣類似經歷由朱彝尊來考證併題跋,如在《晉王墓二碑跋》中有:『同里曹先生博採金石,有歐陽、趙氏之好,出二碑於土摹之拓本,俾予審定其字若干,遂書其後歸之。』更為重要的是,曹溶在山西為官時,朱彝尊當過其幕僚。當時中國書法的中心在山西。曹溶的影響力促使朱彝尊以遺民學者的身份迅速融入當地文化圈,在無形中為朱彝尊搭建了學術交遊的平台,也為其學術研究開拓了新的交往圈。如果說曹溶對於朱彝尊的意義是啟蒙,那麼是時山西文化圈直接影響了朱彝尊書法風格的走向。

引領金石學領域學術方向

在以顧炎武為首的訪碑行為過程中,他們對於漢隸的研究達到了宋代以來的鼎盛時期。學術研究的深入亦影響到了書法界。隸書在經歷『宋元明三代隸學幾絕,率多以意為之,不特漢隸無傳,即學唐隸者亦渺不可得』。漢隸因這些學者研究的深入,以及大量漢碑的出土也為書家隸書的臨摹提供了新材料而開始復蘇。他們拋棄元明隸書的格調,直追純真的隸書。曹溶與朱彝尊雖不是這個學術圈子的翹楚,但也是這個圈子的核心成員。《金石文考略》稱:『嘉興之收藏金石者,前有曹溶《古林金石表》,後有朱彝尊《吉金貞石志》。』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已經能夠引領金石學領域學術方向。[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