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校長-蔡元培(王長英)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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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校長-蔡元培》是中國當代作家王長英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永遠的校長-蔡元培
北京的秋天更契合我想像中的秋天，不必說那綠中泛黃的柳絲要比故鄉垂掛的時間長，單是銀杏樹葉就很是少見的佳景：它粘住夏日的尾巴，穿了金色的服裝，滿樹滿樹在公園松柏間與路邊肆意放亮如點燃的霞光……難怪北京發起了要保護公園銀杏樹葉的倡議，愛美者哪忍離別秋末燦爛的金黃？徜徉在長春公園看着銀杏樹旁萬柳北大公寓便驀然萌動了去心儀已久的北大參觀念頭。
我知道蔡元培先生曾是北大的校長，在北大有雕像，第一念頭便是先去瞻仰！
在高德地圖找到行車路線，在中關園下車，卻被阻攔，說是要提前預約。興致雖有些頹唐，但仔細想想，北大這個中國首屈一指的學府倘若參觀人流絡繹不絕，豈不擾亂了神聖的寧靜。行程便拖至預約後的初冬。
在入口曲折的長廊迂迴前行，一個醒目的圓形紅底白字的圓形校徽篆書「北大」二字映入眼帘，邊上是英文，下部為1898年,由魯迅先生設計。北大已經成立120多年!一股深邃的滄桑感在心頭漾開。
這是一個星期天，進入校園的人並不多，隨了人流，順了校園的林蔭路，朝前走去。路的左邊不時有灰色的古瓦大屋頂樓房出現，最多三層，一律紅色舊式的窗欞，房子的磚縫細密；路的另一邊是疏密相間的松柏，寧靜而清遠古樸的氣氛氤氳着，草木葉子的清香彌散着撲入鼻孔。在一個交叉路口的校園平面圖前辨明位置，便穿越小徑大約朝了雕像的位置而去。
不經意的行走間，一座高高的塔尖在松柏頂部矗立，啊！多熟悉的塔影，心便跳起隱隱的激動！啊，這不是北大校園地標性建築－未名湖畔麼？多少次在電視及古舊的照片中看到了它！興奮中加快了腳步。塔邊的說明牌告訴我，原來塔的功能並不是保存佛像，而是一個水塔，起名博雅塔。這個塔周遭被護欄阻隔，古舊的灰磚顯得厚重沉穩。水塔於1924年7月建造。燕京大學為解決全校師生吃水問題，在此掘水井一口，井深164尺，水質清澈，噴水高於地面十餘尺，每小時一萬六千加倫，合60560公升。塔形仿照北周時代通州的燃燈塔，因美國人博氏捐資，便起名博雅塔。啊！這裡原是燕京大學校址!也就是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提到的這個美國人所創建!司徒雷登擔任燕京大學校長二十年。如今北大與燕京大學早已合而為一，而蔡元培才是北大的校長，他的雕像在哪兒呢？
我在未名湖邊松柏樹杆的間隙與竹林中尋覓着，一個女士騎車從湖邊小路走過來，順着她指的路，我在終於博雅塔所對不遠的松林中看到了一尊漢白玉基座半身青銅雕像－蔡先生身着中衫裝，親切睿智謙和的目光看着前面，似平靜，卻深沉，正欲說出些什麼。基座上書「蔡元培先生」。由許德珩書寫。許是蔡的學生，為什麼不稱蔡校長呢？細一想，大約是校長的稱謂遠不及先生能融入更多更大範圍的尊敬與仰慕吧。
是呀，古今中外，能像蔡元培這樣對北大及中國教育起過如此重大作用的又有幾位呢？正如范仲淹的長嘆：「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基座下放着左右各用紙包着簇新的兩束鮮花。雕像的周圍是一棵棵松柏樹，枝杆那麼稠密，如同蔡先生的學生一樣，簇擁守護着他們的校長。蔡先生用心血孕育澆灌的「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北大學精神，涵養並滋潤北大一茬茬學子，薪火相傳……
雕像基座上寫着：
蔡元培(1860-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我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早年組織光復會，後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1916年12月-1927年間任北京大學校長，為北京大學的發展和中國教育事業做出卓越貢獻，毛澤東曾讚譽他：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銅像由北大一九七七，七八級畢業生捐贈製作。由著名雕塑家曾竹韶教授創作，北京鋼鐵學院、首都鋼鐵公司鑄成。
1977年正是「文革」結束的第二年，往事雲煙般翻卷，禁不住讓人浮想聯翩。
蔡先生，你的雕像本該早一些豎立呀！
雕像前擺放着鮮花，很是新鮮，仿佛剛從鮮花店裡買來，鼻息里撲來淡淡的清香，讓我剛划過的心得以撫慰；迴轉身在樹林的另一端，我看到一座大屋頂舊建築，門前有一塊牌匾，上書「蔡元培研究學院」。啊！我長長地舒出了口氣，繼續行走在校園裡。
在沿途，我看到了原燕京大學的校舍，那規整的小院二層小樓，被常春藤覆蓋的教學樓與宿舍顯得靜謐恬淡而安祥。穿過了長廊，前面一片開闊的廣場。廣場的一端是大理石紀念碑。形狀像展開的一冊書頁。近前可看到上面鐫刻着一行行鍍金的名字－這是北京大學烈士紀念碑。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全國勝利，北京大學(含西南聯合大學、燕京大學)的師生和校友，有八十三位(其中中共黨員七十位)，為中國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業英勇獻身。一種敬仰而莊重肅穆的心緒在我心中瀰漫。仔細觀覽，上面有熟悉的名字：李大釗、張太雷、鄧中夏、高君宇、聞一多 ，山西籍的有：河津縣李光漢、山西永濟的肖揚、平順的趙梅生……這裡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北京支部的發祥地。五四運動發端於北京大學，恰恰是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時期!這難道是巧合？
「五四」時期的北大在紅樓，我懷着敬仰的心情驅車前往。
紅樓往事
紅樓在北京東城區五四大街，故宮博物院北側景山公園東邊，中國美術館的西側。一座一百多年前的建築，依然顯得那麼莊重、大氣。紅樓是典型的西洋建築，坐北朝南，平面為「凹」字開型，東西長110米，中部南北寬14、03米，東西兩翼長32、2M寬13、4米，地上4層半，地下一層，每層面積2140米，總建築面積為10700平米，共有房間263個。
進入一樓的陳列室，在走廊的兩側展室，我看到了當年蔡校長的辦公室：舊室的桌子，老式的電話；還有教室、黑板、圖書館第一、第二閱覽室。展室里陳列的實物、圖片、刊物、手稿、書籍打開了塵封的歷史，一個個熟悉的名字排着隊映入眼帘：陳獨秀、胡適、 李大釗、丁文江、馬寅初、梁潄溟、羅家倫、傅斯年、陳寅恪、周作人……蔡元培不僅聘請魯迅為北大講師，還委託他為北大設計校徽、為刊物《國學季刊》設計封面。在第二閱覽室，曾是毛澤東工作過的地方。1918年8月，毛澤東由長沙來到北京，後在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手下做助理館員工作，管理十五種中外文報紙，每月領取薪金八元。其實，毛澤東早在湖南讀書時，就是蔡的粉絲，他對蔡的著作曾寫下數萬字的學習筆記。毛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廣泛結交新文化運動人物；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影響下，經過探索，逐漸建立起對馬克思的信仰。
京師大學堂這個清朝的所謂最高學府，它是如何在蔡元培的手中變為中國近代最知名的學府、新文化運動的搖籃？ 沿着展室的長長的走廊，走入歷史，在民國那激盪着政治風雲中梳理甄別，從風起雲湧的校史中領略，從一張張照片、實物中體味，從蔡校長那謙和的目光里、珍貴手跡中感知。
1898年7月3日，光緒帝親自下令批准成立京師大學堂。在維新派的理想中，它不僅僅意味着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最高學府的確立，還將替代國子監成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統轄各省學堂，但兩個月後風雲突變，慈禧發動政變，光緒被囚，康梁逃亡國外，維新派的改革在這場蹂躪中幾乎被一掃而光。政變風暴之後，京師大學堂卻意外得以倖存，連年的戰禍紛至沓來，京師大學堂沒有真正得到重新起步。民國政府正式成立後，任命嚴復為京師大學堂校長。但嚴復的任職時間也很短，他對京師大學堂進行了體制性改造，但很快又被別人攻擊，也離開了。
1910年之後，新教育的其它格局從縣府省都確立起來，京師大學堂面臨很大的壓力。
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又開始進入到一種墮落、喧譁的狀態。此校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很多教師則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京師大學堂是科舉考試的替代物，進了就是進士。很多教師都是官員兼職。到了民國，北京大學還被看成京師大學堂，在社會公眾眼中仍是官僚機構，一度曾被叫做：「官僚養成所」。
那時的校園裡，根本沒人去談論知識，沒人為真理、為知識去研究學問。學生身帶僕人，完全不務正業。當年有這個說法，八大胡同的主要嫖客是「兩院一堂」的「人傑」。
「兩院一堂」的「兩院」即上、下議院，而堂指的就是京師大學堂。
而當時的蔡元培在哪兒呢？
1898年，維新變法被強行中止，滿腔憤怒的蔡元培出走翰林院，回鄉辦教育。這一年他任紹興中西學堂總理，這是紹興唯一的一所新式學校。他提倡新學，增加日語、法語，還開設化學、物理、生物等學科。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進行教育改革。
在紹興因守舊派到校董徐樹蘭處告狀，徐要蔡元培抄錄皇帝要求遵守舊禮教等上諭，掛於辦公室，被蔡拒絕：我來這裡辦教育，如果還是這一套，我來幹什麼，我還在待在翰林院好了！於是辭職而去！
蔡到了上海，在1901年秋，擔任南洋公學總教習。
此時的蔡元培，不再是滿清翰林，而是一個激進的革命者。他興辦愛國學社、愛國女學。斷髮習兵操，親自試製炸藥，發起拒法，拒俄運動，參與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蔡是光復會會長、同盟會的上海掌門人。武裝反清和發展教育耗費了他全部精力。當時他為上海學校籌款，紹興老家的兒子阿根病重，家人在碼頭報告他兒子病情，蔡依然決然啟程到青島籌款，親生兒子因病重而夭折。
1903年夏，蔡元培因言論激進而被清政府通輯。這期間他放棄了公費留學日本的機會。直到1907年，四十不惑的他才「半傭半丐」遊學德國。
1912年元月，蔡元培以開國元勛的身份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剛剛成立的民國，連辦公地方都沒有，蔡元培便帶了幾個手下，在南京滿街找辦公地方。
在簡陋的辦公條件下，蔡元培傾注心血，起草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法》主持制定了《大學令》、《中學令》，並奠定了從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乃至大學研究院的中國現代教育體制。
在短短的時間內，他讓民國教育有了好的開端，整個藍圖非常前沿。他提出了「五育」（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並舉的教育方針和「尚自然」「展個性」的兒童教育主張。100多年前的教育主張，今天看起來依然沒有一點過時與落伍！一個教育家的前瞻的眼光多麼令人肅然起敬！
1913年9月1日，南京失陷，二次革命宣布失敗。因袁世凱專權辭職出走的蔡元培出現在法國巴黎街頭。
三年後，新任民國教育部長范源濂的一份急電，驚破了蔡元培在法國寧靜的時光，電告蔡回國擔任北大校長
1916年10月2日，蔡元培與吳玉章一道由馬賽乘船回國。蔡元的戰友孫中山、黃興也在歸國途中。
在上海他見到了孫中山並徵詢他的意見，孫中山非常支持他去北大任校長：如果你去北大做校長，有利於革命思想向北方傳播。這堅定了他任職北大並改造北大的決心。他認為，要使中國轉危為安，只有從教育入手。大學能夠培養出國家的精英人才。中國如果有一批傑出的尖端、高端人才，中國就有希望，中國才能走向富強。
他下決心要走一條教育救國的道路。以至於他後來用「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表明自己毅然決然的態度。啊！這讓我想到了胡耀邦在評反冤假錯案時說出同樣的話！赤誠為國、為民的決心古今相通！
蔡元培抵達北京，《中華新報》發出北京專電：大風雪中來此學界泰斗，如晦霧之時，忽睹一顆明星也。北京城新政新事，人們對改革北大之舉充滿期待。
革故鼎新
1916 年，黎元洪正式任命蔡為北京大學校長。
1917年1月4日正式就職視事。
1917年1月9日，北大舉行開學典禮，蔡發表就職演說。
從他踏進北大校門的那一刻起就與其前任截然不同。到校的第一天，校役們排隊在校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而他也非常鄭重地脫下帽子向校役鞠躬回禮。校役們包括許多師生都對他的這一行為驚訝不已！這樣的校長，真是從來不曾見過。此後，每天他出入校門，校役們向他致敬，他都會鄭重還禮。就是這件小事，給封建積習的北大吹進了一股強勁的平等、民主之風，也預示着這所學校將會走向改革的新征程。
1917年1月9日，蔡發表的就職演說針對當時學校存在的不良風氣，鄭重提出了三項要求：
「拍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
「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他勸學生「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來法律學校，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來此大學，「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勵人。「三曰敬愛師友。教員之敬愛師友、教員之教授、職員之任務，皆以圖諸君求學便利，諸君能無動於衷乎？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 這是一篇宣言，是對學生的希望，也是他改革北大的目標。
他的改革措施，一以貫之，仍從延攬人才着手，刻意延聘優良師資。他認為北大的弊端是「學課之凌雜」和「風紀之敗壞」，而「救第一弊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救第二弊，在延聘學生之模範人物。以整飭學風」。聘請熱心教員，改革學校教學內容和方法，以及改革整個學校的領導、管理體制，從而將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注入北大。
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不停地被人們讚賞懷念。正是因為在他周圍有一個群星璀璨的教授團隊，蔡元培引領群星，利用這所沒落的書院，喚醒大學精神精髓。也即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他先從文科做起，而最注意的是，為文科選一位好的領導人。到校之前，他先找到醫專校長湯爾和了解北大情況，湯爾和與沈尹默都向他推薦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湯對他說，陳「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並交了十多本《新青年》給他。他對陳獨秀「本有一種不忘的印象」，聽了湯與沈的介紹，舊事重憶，回去翻閱了《新青年》，乃決意聘請陳獨秀，到校不到九天，即一月十三日，他聘請了陳獨秀來北大任文科學長。他探知陳獨秀在前門外的一個旅館，立即登門拜訪，與之訂定。據其時與陳獨秀住在一起的亞東圖書館主人汪孟鄒《日記》得知，元培和陳獨秀首次晤面在1916年12月26日，這一天的《日記》寫着：「早幾時，蔡孑民先生來訪仲甫。道貌溫言，令人起敬，我國之唯一人物也。」而在這一天以後，元培還去過多次，汪孟鄒對人說：「蔡先生差不多天天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上凳子給他坐在門口等候。後來我和仲甫商量，晚上早睡，早上要起得早些才好。」
當機立斷的態度，來源於求賢若渴的精神。
胡適之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因在《新青年》所載文學革命的文章給元培以深刻印象，乃請胡到北大任教，於1917年到校。 李大釗與1917年11月也應邀到北大任圖書館主任；1920年7月8日，校評議會議召開特別會議，授予教授職稱。劉半農，周作人也都陸續應蔡元培邀約到校任教授；魯迅則於1920年來校兼課，主講《中國小說史》，這樣一個教師陣營，加上原在北大的沈尹默、錢玄同等，於是「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蔡元培聘請教授不拘一格，不受年齡與學歷的限制，當時教授中有很多年輕人，如徐寶璜，25歲，朱家驊 26歲，劉文典28歲，胡適28歲，最年輕的是梁潄溟，只有24歲，他不但沒有大學學歷，且投考北大未被錄取，元培看了他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究元決疑論》，1917年請他來校教印度哲學。梁謙辭，元培堅請說：「你不是愛好哲學的嗎？我自己是愛好哲學的，我們還有一些愛好哲學的朋友，都引在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麼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學習來研究好了!」態度如此誠懇。氣度如此恢宏，識見如此宏遠，梁深為感動。在當時礦業司任地質科長的丁文江，聽說北大辦起了地質門，去參觀之後，對胡適說是有名無實。胡適介紹他去見元培，他對元培談地質門應該如何辦理，元培便請他來主持。
當年蔡元培寫信給法國的朋友，請他們幫助物色文學、哲學、美學方面的教授，「擬予各門研究所，以一本國學者為主任，而聘一歐洲學者共同研究；講授則本國學者任之。此本國學者，以大學畢業後，再在英法德等國研究數年者為合格。」此信公開發表在8月15日出版的《旅歐雜誌》上。
就這樣，留歐歸來的李四光、王世傑、丁燮林等各個學科的學者陸續回國進入北大。
一時間，蔡元培聘請了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梁潄溟、劉半農、魯迅、周作人、等具有革新思想和豐博學識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文科任教。此外，馬敘倫、馬寅初、沈尹默、辜鴻銘、熊十力、陳垣、陳大齊、王世傑、高一涵等一大批國內知名專家學者也先後被聘為北大文科、法科教授、導師。
922年3月中旬，剛從歐洲考察歸來的蔡元培，派馬衡再赴天津羅振玉宅第聘王國維為國學門通信導師。王國維雖為北大函授導師，蔡打破常軌照致薪金，以表示北大對這位學術大師的誠意。而王國維兩度不受，說自己絲毫未有貢獻。蔡元培再度命人登門以幫通訊教授報銷郵費名義，讓王收下兩百元大洋。這樣，王國維終於數請出山。
延攬人才的同時，元培大膽地退聘了一批不稱職的中外教員。辭退外籍教員一事，曾引起風波。先後辭退的外籍教師有克來德、牛蘭德、斯華魯、倫特等數人，其中多數英籍。學校通知克來德、燕瑞博自3月18日後解職，二人控告蔡元培，說指稱他們不堪勝任教職，影響了他們以後的職業，要求發給當年全年及以後兩年的工資。英國和挪威公使館相繼出面干涉，向外交部提出抗議。外交部總長伍廷芳一面告訴英使，謂北大辭退克德來系按合同辦理，一面批評蔡元培，不應在報端先行宣布。英國公使館通過外交部沒有壓倒蔡元培。公使朱爾典親自與蔡元培直接談判，但同樣也沒有壓倒蔡元培。㝴
蔡後來回憶說：「有一法國教員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要求英國公使館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做校長的了』我也一笑置之。」此事看來雖小，而敢於拔虎鬚，意義不可謂不大。
蔡元培對於外籍教員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盲目推崇，一切以有無真才實學為條件，外籍教師葛得普就在北大長期任教。蔡元培尤其注意延請世界知名學者到北大講學。
1919年5月哲學家杜威到北大講學，以後羅素、泰戈爾相繼來校；給法國數學家班樂衛、里昂大學校長儒班等人以榮譽學位。他曾在法國訪問居里夫人，並偕北大理科學長夏元瑮訪問愛因斯坦提出邀請，後因事宜未能成行。蘇聯詩人愛羅先珂，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於1922年春到北京。有人把他介紹給蔡元培，並請安置。蔡元培便請他到北大教世界語，月薪二百元，經魯迅與周作人同意，請愛羅先珂先住在他們家裡，予以照顧。北大也掀起了學習世界語熱。
隨着蔡先生胸中宏圖漸次展開，一支充滿生機的優質中外師資隊伍延攬到了北大校園。
新風銳起
北大的改革在關健與細微處持續進行。
蔡元培首先從學科和課程的設置入手，設立並改組大學研究院，研究科目日益擴充，後來廢科存系，把年級制改為選科制；設立國史編纂處。在北大招手女生入校，衝破男女不同校的慣例，影響到全國。他說，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要求來，而程度上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由。到1920年春，北大招收旁聽女生共九人，這讓當時的徐世昌大總統、以及張作霖、曹錕也以此告誡攻擊北大，終而造成了元培於1920年11月出國考察，以為緩和。
蔡還改變入學限制和推行平民教育。從他的教育救國的理念出發，理想做到人人受教育，改變過去那種只有少數人能讀書的情況。這種想法在當時難免流於空想，但是在他領導的北大卻做出一番成績。為了改變只招收「老爺」、「少爺」，考試從嚴，以考試成績為標準，杜絕紈絝弟子入學，讓成績好的學生得以進校。校門打開，招收旁聽生。好多學生都可以在北大聽一二門課，其中不乏日後學業有成和從事革命工作的人。時至今日，人們仍盛稱此情此景。他在北大辦起了校役夜班。1918年4月14日北大校役夜班開學，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到1920年初，校役班從校內擴大到了校外，北京大學辦起了平民夜校，招收學生四百多人。蔡元培說，「今日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平民夜校開學日，此事不惟關係重大，也是北京大學准許平民進去的第一日。」校役夜班開辦後，「於是大學中無論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權利。不過單是大學中人有受教育的權利還不夠，還要全國人享受這種權利才好。所以先從一部分人做起，開辦這個平民夜校。'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從前只有大學生可受大學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夠，這便算不得平等。」
他推行了教授治校恢復學長權限，組織各門教授會， 組織評議會，非教授不得當選評議員，每五位教授選一名評議員，任期一年。校長為評議會議長。評議會制定與審核學校各種章程條令，決定學科的廢立，審核教師學銜與學生成績，提出學校預決算。在各學系，系主任由教授互選，並分別成立教授會，規劃本會教學工作。教務長由各系教授會主任推選。第一任教務長為馬寅初，隨後顧孟余、胡適，均曾擔任。這些整頓改革，環繞一個總目的，即為了提高北京大學的學術水平，培養學生從事學術研究，進而創造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學風。蔡號召提倡促成組織了各種課餘業餘團體。各種課外組織如雨後春筍：進德會、哲學研究會，新聞研究會、平民教育演講團、地質研究會、書法研究會、馬克思學術研究會、教育研究會、體育會、靜坐會、音樂研究會等等。其中的進德會、新聞研究會、學術演講會、書法研究會均為蔡元培發起。元培提倡美育的思想，體現在他組織書法研究會、贊助音樂研究會的舉動。他聘請徐悲鴻為書法研究會導師；音樂研究會改為音樂傳習所並親自任所長。毛澤東參加了哲學研究會和新聞研究會。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也得力於蔡元培。
1918年冬，李大釗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0年12月李大釗等9人發起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走向公開宣傳社會主義階段。同時由鄧中夏等19人組成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於1912年11月公開宣布。元培對馬克思學術研究會的成立曾予支持，同意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啟事，撥給辦公室，並出席了成立大會，發表了簡短講話。
在這樣一個思想自由，意氣風發的北京大學裡，刊物極盛。如：《北京大學日刊》、《國學季刊》、《社會學季刊》《自然科學季刊》、《文學季刊》、《新青年》、《每周評論》《努力周報》、《讀書雜誌》等，其中以陳獨秀的《新青年》影響最為巨大。元培當初邀請陳獨秀到北大之時，陳曾表示因為在上海辦
《新青年》不能來，元培便主張《新青年》可移到北京辦理，陳獨秀乃同意。陳在蔡元培「三顧 茅廬」後，帶着《新青年》雜誌遷入北大，擔任文科學長和
《新青年》主編，雜誌由上海搬到北京，也標誌着發端於上海的新文化運動的戰鬥營壘遷來北大。經過一年的發展，《新青年》雜誌也由原來的千餘份增至1.5萬份。
陳到北大後，北大教授錢玄同、胡適、李大釗、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等先後加入《新青年》編輯部，與陳輪流主編。陳的《文學革命論》，即發表1917.2月的《新青年》魯迅的《狂人日記》即發表於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新文學運動的旗幟終於大張。
此時的北京大學名師薈萃，人才濟濟，學術氣氛濃厚活躍，教學科研盛況空前。一支年輕而富有活力的教師隊伍，一掃北京大學的陳腐之氣，使之成為魯迅先生所說的「常為新的，改進運動的先鋒」。 蔡元培上任不到一年，北大氣象煥然一新。蔣夢麟在《苦難與風流》中寫道：「蔡元培時代的北大， 保守派、維新派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長短。」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一時在北大成為一種風氣。
那時的北大課堂，兩位老師可能同時上課，學生們可以聽到不同觀點。蔡元培希望學生在聽過這些不同的觀點之後，自己有一種思考、判斷和選擇。師生雖然互相在政見上，學術上意見不一致，相互對立甚至互相謾罵，但是沒關係，因為他們是在這裡講學問。
《每周評論》系陳獨秀與李大釗所創，發刊於1918年12月20日。當《新青年》改組之時，胡適與陳獨秀有所分歧，胡主張不談政治；陳則認為應該談政治，陳與李大釗之創《每周評論》目的在此。五四時期，這個刊物的影響僅次於《新青年》。它鮮明地宣傳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思想新文化。
《努力周報》為胡適與丁文江等於1922年創辦，傾向改良主義。鼓吹好人政府，對於北京政府有批評之處。《讀書雜誌》是《努力周報》的增刊，《努力周報》停辦後，《讀書雜誌》繼續出版。
還有一個《少年中國》系少年中國學會所主辦。少年中國學會成立於1918年7月。宗旨為「本科學的精神，為文化運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它是一個全國性組織，不專屬北大，會員也不只在北京，北大的成員則教師和學生兼而有之。總會設在北京。領導人為李大釗。鄧中夏、黃日葵等。上海、南京、成都等地設有分會，成員中有毛澤東、惲代英、高君宇、趙世炎、張聞天等，在傳播進步思想中，少年中國學會及其月刊起過很大作用，五四運動中功勞尤著。
純粹學生辦的刊物，以《新潮》影響最大，主要人物為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俞平伯、顧頡剛、潘家洵等，以傅、羅為主要負責。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想。這個雜誌在反封建、反禮教，宣揚新文化、鼓吹文學革命、介紹西方文學等方面，起過不少作用。
這些刊物都和蔡元培發生關係。他和《新青年》《努力周報》《新潮》關係密切。對《少年中國》也多支持。
經過蔡元培的積極提倡和努力，一個腐敗沉寂的舊北大變為生意盎然煥然一新的新北大。新思想、新潮流應運而生。他領導下的北大 ，不只真正成了全國最高學府，也成了新文化的策源地。這一切取決於他那氣度恢宏的兼容並包思想。[1]
作者簡介
王長英,山西省昔陽縣人。退休幹部。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