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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惕思爵士，KCMG（Sir John Mansfield Addis，1914年|6月11日|1983年|7月31日），一作艾迭思，英國外交官、「中國通」和古玩收藏家，1960年至1962年任英國駐老撾大使、1963年至1970年任英國駐菲律賓大使、1972年1月出任英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辦，同年3月隨中英兩國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而出任首任英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至1974年退休。艾惕思熱愛中國文化，尤愛收藏明代青花瓷等中式古代瓷器。
艾惕思1938年加入外交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先後派駐地中海、北非和西非等地，戰後初年曾任工黨首相艾德禮的助理私人秘書。他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曾獲兩度派往中國，後期擔任過駐華代辦處參贊兼總領事，兩次在華經歷加深他對中國的認識，使他成為外交部內的中國專家。
1960年，艾惕思奉派老撾出任大使，當時印度支那地區成為冷戰格局下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陣營的角力場，北越和南越除了在1955年起全面爆發越戰以外，接壤越南的老撾也自1953年起持續爆發由該國共產主義組織巴特寮向老撾王國發動的老撾內戰。艾惕思在老撾任內代表英國聯同美國和法國等國，促成當地在1962年籌組聯合左、中、右三派的三方聯合政府，試圖以中立力量穩定該國局勢。可是，艾惕思同年卸任後，聯合政府很快就因為內部矛盾出現不和，內戰旋於翌年重燃。此後，艾惕思於1963年出任駐菲律賓大使，一任七年，到1970年調回英國。
艾惕思的仕途原本載浮載沉，但隨著中英關係改善，兩國達成協議在1972年3月建立大使級關係，這使他在1972年1月得以第三度調往中國，出任英國駐華代辦，以候任大使一職。同年3月，他終於如願以償，成為1949年中共建政後英國首任駐華大使。任內，他促進中英雙方的官方和文化交流，兩國除了在1973年1月和3月分別互派龐大的貿易代表團訪問對方外，時任中國外交部部長姬鵬飛也繼英國外相何謨爵士在1972年10月訪華以後，於1973年6月出訪英國。針對香港前途問題，他見證英方未有行使否決權，讓中方要求把香港剔出聯合國殖民地名單的建議在1972年11月獲聯合國大會通過，意味兩國就香港問題達成了一定的默契。
1974年退休後，艾惕思把主要時間專注於中國古代陶瓷。事實上，早於20世紀四、五十年代在華任職期間，他已經開始收藏和研究中國古代陶瓷，並結識陳萬里和馮先銘等中國古代陶瓷權威。自五十年代開始，他還在英國的《東方陶瓷學會學報》發表多篇有關中國古代陶瓷的學術文章。退休以後，艾惕思多次以私人身份到訪中國，考察景德鎮、德化縣、泉州市和廈門等地的窯址和考古場地，並在當地與劉新園等不同的中國古代陶瓷學者展開交流。艾惕思退休後曾任東方陶瓷學會會長，而且是牛津大學沃弗森學院[1] 院士和大英博物館信託人，他生前於1975年把22件具高度藝術價值的明代景德鎮青花瓷捐贈予大英博物館，身後更把遺下的中國古代陶瓷藏品盡數捐給該館。
外交生涯
在華經歷
第二次國共內戰|韓戰|日內瓦會議 (1954年) 大學畢業後兩年，艾惕思於1938年10月以三等秘書身份獲外交部聘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於1940年12月出任外交部常務次官賈德幹爵士的助理私人秘書，其後於1942年8月調派到盟軍地中海總部任職，受時任英國駐地中海欽差麥美倫差遣擔任民事聯絡官。在地中海初期，艾惕思主要在北非阿爾及爾工作，期間於1943年10月獲擢升為二等秘書。其後，他在1944年7月調到意大利，復於同年9月調往法國巴黎。隨著大戰步入尾聲，他於1944年12月調返倫敦外交本部，直到大戰結束為止。戰後，他於1945年10月被借調到財政部，於唐寧街10號首相府出任時任工黨首相艾德禮的其中一名助理私人秘書，一任接近兩年。
1947年8月，艾惕思重返外交部升任一等秘書，並跟隨父親的足印前往遠東，於同年11月調到中國南京任職於英國駐華大使館，當時正值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國大陸局勢動盪不穩，最終以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中國共產黨在同年10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告終。中共建政之初，中英關係前景未明，及至1950年1月，時任英國外交大臣貝文率先宣佈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中共與英國雙方才建立起非正式的外交關係，而艾惕思也在同年2月跟隨英方外交人員遷到北京辦公。張瓊（2005年），頁58至62。可是，當英國在同年7月出兵支援聯合國軍和美軍參與韓戰，導致中英關係陷入低潮後，他於1951年6月被調返英國倫敦，出任外交部中國及韓國司助理，負責分析冷戰下的兩地局勢。
1954年4月至7月，西方資本主義陣營與蘇聯和中國等共產主義國家在瑞士召開日內瓦會議，商討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問題，身為英國代表團團員的艾惕思也有參與。此前，北韓與南韓於1953年7月簽署停戰協定，為持續三年的韓戰寫上休止符；至於在越南方面，法國殖民地當局由1946年起與由胡志明領導的越盟爆發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而1954年3月奠邊府戰役爆發後，法國更在越盟步步進逼下節節敗退，急欲撤出越南。在這個背景下，法國並不希望朝鮮問題拖累其撤出越南的計劃，而另一方面英國也不願越南問題波及其在東南亞殖民地的利益，因此兩國在會議期間都不支持由南韓一方提出的統一方案，避免引起共產主義陣營的強烈反彈，以尋求儘早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相反，會議最終卻無法為兩韓統一達成任何協議。
除了就印度支那問題達成協議，日內瓦會議也為中英關係改善帶來契機；會議期間，時任外相艾登在日內瓦會見中國外交部部長周恩來，促成兩國於1954年6月11日公佈中方同意在倫敦派駐代辦，而英方自1950年起派駐北京的代辦，也正式獲得中方承認。隨著中英關係改善，艾惕思的職級於1954年9月獲擢升為第六級主任，並於同月第二度被派往北京，出任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兼總領事，任內曾於1956年署任代辦一職，以及於同一年獲資助學習中文。艾惕思在華前後三年，到1957年8月才奉調返回英國，出任外交部南方司司長，任內於1959年獲英廷頒授CMG勳銜。
升任大使
1960年1月，艾惕思奉派到老撾萬象出任英國駐老撾大使，同年2月起兼任總領事一職，任內他見證印度支那地區陷於紛亂局面，南北越雙方除了未能就統一問題達成共識，在1955年全面展開越戰外，他身處的老撾也因為胡志明領導的北越介入，自1953年起爆發由該國共產主義組織巴特寮向老撾王國發動的老撾內戰。他在老撾任職期間，一班中立軍人更於1960年8月在首都萬象發動軍事政變，推翻親美右翼政府，其後由中立派領袖梭發那•富馬親王出任首相，負責籌組由左、中、右三派組成的聯合政府。事件中，艾惕思認為梭發那過去聲望較佳，美國應給予全面支持，才能穩住局勢；結果他不理會美國的顧慮，率先成功促使英政府表態承認中立派領袖梭發那籌建的政府；他後來曾私下指出，如果當時意見不獲接納，更會提出辭呈。不過，梭發那旋於同年12月被中立軍人推翻，隨後親美的右派軍事領袖富米•諾薩萬反攻，成功擊退萬象的中立軍人，結束軍事政變。
華府一直希望把老撾培植成為對抗北越的反共基地，但艾惕思認為美國愈是要強行在老撾建立親美或反共政權，就只會更容易被巴特寮和北越推翻；相反，他指出在老撾建立中立政府，對老撾本身和西方國家最為有益。軍事政變結束後，各方在美蘇等多國介入下展開多次談判，而當時新任美國總統甘迺迪在1961年1月上台後，華府開始對富米連番軍事行動失利感到憂慮，加上富米難於駕馭和合作，逐漸促使美國轉而支持由中立派成立聯合政府的建議，但美方始終對中立派的中立性存疑，又認為艾惕思對右翼的富米存有偏見。
事後，艾惕思聯同美國大使溫思羅普•G•布朗（Winthrop G. Brown）和法國大使皮埃爾•法萊茲（Pierre Falaize）說服老撾右翼政府暫緩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申訴的行動，以免局勢一旦惡化會影響當地成立聯合政府的可能。然而，聯合政府內部很快就因為軍隊整合問題陷入不和，內戰迅即於翌年重燃，更使老撾進一步捲入越戰的漩渦之中。
艾惕思在萬象任職僅兩年，便於1962年9月以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院士身份，獲英政府補送到美國深造。本身熟悉遠東和印度支那地區事務的他，一心希望能夠應用自己的第一身外交經驗與美國學者展開交流，然而，由於他的觀點不入美國社會主流，對他構成一定的困擾。他在美國深造期間也曾經展開有關中印邊界問題的研究，並於1963年出版《中印邊界問題》（The India-China Border Question）一書，儘管研究是經過深入有力和詳細的分析，而且研究範疇也絕不是與國際局勢毫不相干，但作品始終未能在哈佛中心引起重視。
1963年8月，失意於哈佛中心的艾惕思重返外交部，到菲律賓馬尼拉出任英國駐菲律賓大使，相比起老撾，艾惕思在那裡渡過了平和的七年；在任內，他沒有把自己的活動範圍局限於首都和周邊地區，相反，他熱衷於走訪菲律賓各個島嶼，四出訪問、出席地方活動和發表演說，負責推進英國在當地的利益。他不單止在菲律賓廣交好友，更差不多把那裡視作自己的第二個家。到1970年，在外多年的艾惕思獲調回英國倫敦，於帝國國防學院（同年改稱皇家國防學院）出任高級民事講師。
駐華大使
艾惕思熱愛中國，曾經說過中國是值得「一個人要麼獻出一生、要麼就離開的國家」（"This is a country to which one should devote one's life or go away"）；可是，自從他第一次出仕中國以後，他的「中國通」身份卻成為他仕途的絆腳石，外交部內某些高層對他的中國背景懷有偏見，某程度也導致他的仕途有一段長時間未能再更上一層。另一方面，自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爆發後，中英關係原本因為1967年的香港左派暴動和同年在北京發生的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而陷入低潮，儘管後來事件平息，但兩國關係一度停滯不前。直到後來中共對西方國家釋出善意，而中國與美國透過1971年展開的「乒乓外交」與美國總統尼克遜於1972年2月歷史性訪華，也使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出現改善。〈中英建交始末：從「半建交」到「大使級」 〉（2014年7月31日）同月，中英雙方隨即達成協議在1972年3月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實行互派大使，艾惕思遂獲外交部選定接替譚森出任英國駐華代辦，以候任大使一職。1972年1月，第三度出仕中國的艾惕思抵華履任代辦一職，同年3月13日，他終於達成多年來的心願，正式過渡成為首任英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
就任駐華大使後，艾惕思見證中英關係的不斷改善，他除了安排保守黨籍外交部政務次官羅義爾（Anthony Royle）於1972年6月訪華，會見中國外交部部長姬鵬飛等人外，同年10月再進一步安排時任外交大臣何謨爵士到北京會見姬鵬飛等人，標誌著兩國關係重上軌道。黎麗（2012年）隨著中英關係的改善，兩國也在香港前途問題上取得一定的默契。1972年初，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函聯合國非殖化特別委員會，要求將香港和澳門剔出殖民地名單。建議隨後於同年6月15日獲委員會通過，並轉交聯合國大會表決。該名單所包括的地方，均屬聯合國認為應該實行非殖民地化，最終邁向獨立的殖民地。有關行動反映中共不承認香港和澳門的殖民地身份，然而，當時的英國保守黨政府主張對華友好，結果身為常任理事國之一的英國，沒有在聯合國大會行使其否決權，讓建議在1972年11月8日獲得大會批准。英方連番友好舉動，反映出英方也同意透過外交手段，而非對待殖民地的一貫方法，來處理香港問題。
此後，艾惕思在任內推動了一系列的中英交流活動，當中包括促成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白相國於1973年1月率領龐大貿易代表團到訪英國，以及在同年3月由貿工大臣彼得•沃克主持在北京揭幕的英國大型工業技術展覽會。該次展覽會有超過350家英國企業參展，展出包括航空、機械和電子等領域的產品，是外國歷來在北京舉辦最大型的商業展覽會。1973年6月，中國外交部部長姬鵬飛出訪英國，促成時任保守黨籍首相希思卸任後於翌年5月以保守黨黨魁身份，前往中國拜會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等人。在文化交流方面，艾惕思在英國文化協會協助下，成功安排倫敦愛樂樂團於1973年3月到北京演出，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有非共產主義國家的管弦樂團訪華演出。此外，經艾惕思的構思和建議，皇家美術學院後來還於1973年底到1974年初在倫敦伯林頓府會址舉辦中國文物展覽會，展出上至史前時期、下至元朝的青銅器和瓷器等385件文物，全部都是由中方過去數年在考古發掘工作中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