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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1800.10.26-1891.4.24),普鲁士元帅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德国著名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又称老毛奇。生 于梅克伦堡帕尔希姆一破落贵族家庭。1818 年毕业于哥本哈根皇家军校,进丹麦军队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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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毛奇1.jpg|缩略图|毛奇:生于[[梅克伦堡]][[易北河]]畔的小城帕希姆。[[普鲁士]]元帅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德国著名军事家,军事理论家。1866年[[普奥战争]]中指挥普军获胜。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后,指挥三个军团迎战法军,在[[色当]]之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实现德意志统一作出重大贡献,受封伯爵并于次年晋升元帅。其军事理论在西方有较大影响。有《[[毛奇全集]]》、《毛奇军事著作》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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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1800.10.26-1891.4.24), 男,生于[[梅克伦堡]][[易北河]]畔的小城帕希姆。[[ 普鲁士]] 元帅和[[ 德意志帝国]] 总参谋长,德国著名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又称老毛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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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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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 年毕业于[[ 哥本哈根皇家军校]] ,进[[ 丹麦]] 军队服役 。1822年转入普鲁士军队,获少尉衔。次年进[[柏林军事学院]]深造
  
1822年转入普鲁士军队,获少尉衔。次年进柏林军事学院深造。1828 年调总参谋部测绘局。1835至1839年任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军事顾问。1842年参与指挥修筑汉堡至柏林铁路,开始认识到铁路对军队机动和后勤保障的重大作用 。1855年任弗里德里希·威廉亲王副官。1857至1888年任普军和德军总参谋长,改组总参谋部,扩充军队,改进装备。1866年普奥战争中指挥普军获胜。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后,指挥三个军团迎战法军,在色当之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实现德意志统一作出重大贡献,受封伯爵并于次年晋升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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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 年调总参谋部测绘局。1835至1839年任[[ 奥斯曼]][[ 土耳其]][[ 苏丹]] 军事顾问。1842年参与指挥修筑汉堡至柏林铁路,开始认识到铁路对军队机动和后勤保障的重大作用。
  
此后,主要研究 国东、西两线作战问题。他重视铁路、电报等新技术在 事上的运用 强调 参谋 人员对完善 军队 指挥的重要作用 在战争动员、军队编成、作战指挥、武器 装备 等方面多有建树。战争指导上,主张先敌动员、快速突破、分进合击、外线作战和速战速决。其军事理论在西方有较大影响。有《毛奇全集》、《毛奇军事著作》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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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任[[弗里德里希·威廉]]亲王副官。1857至1888年任普军和 德军 总参谋长 改组总 参谋 部,扩充 军队, 改进 装备。
  
1888年退役后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卒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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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普奥战争]]中指挥普军获胜。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后,指挥三个军团迎战法军,在[[色当]]之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实现德意志统一作出重大贡献,受封伯爵并于次年晋升元帅。<ref>[http://www.cn1n.com/history/deutsch/20150906/2013526230.htm 德意志的利剑:普法战争头号功臣毛奇  .中国在线[引用日期2016-02-07]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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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主要研究德国东、西两线作战问题。他重视铁路、电报等新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强调参谋人员对完善军队指挥的重要作用,在战争动员、军队编成、作战指挥、武器装备等方面多有建树。战争指导上,主张先敌动员、快速突破、分进合击、外线作战和速战速决。其军事理论在西方有较大影响。有《[[毛奇全集]]》、《毛奇军事著作》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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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退役后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卒于柏林。<ref>德军总参谋部---作/译者:[德]瓦尔特·戈利茨著 戴耀先译 出版社:海天社2004年4月</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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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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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上是[[容克贵族]]。父亲当过普鲁士军官。母亲来自[[卢卑克]]的商人家庭。同不少容克家庭一样,十九世纪初,毛奇家的经济也破产了。[[拿破仑]]战争的打击,[[施泰茵]]解放农奴的改革,普鲁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封建性的领主经济急剧衰落下去。毛奇的父亲迁居当时[[丹麦]]属下的霍尔施坦,并在丹麦军队中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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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年毛奇8岁时,被送到霍尔施坦的乡村牧师处受教育。两年以后,被送进哥本哈根皇家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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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年获皇家近卫军少尉衔。军校长期野蛮的“棍棒教育”使毛奇的身心遭到“无法医治的创伤”。他给弟弟的信中写道,经济上的匮乏和穷困使他变得愤世嫉俗。这个瘦长的、有着浅色头发和蓝色眼睛的青年军官变得出奇的缄默寡语,冷静沉着。他爱思索,也好动。他冷眼观察世界和自己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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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在参观柏林后,他确信小小的丹麦不是他的用武之地,而普鲁士才是他施展宏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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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年3月,毛奇通过考试加入普鲁士军籍,成为驻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第八近卫师的少尉军官。一年以后,他又通过考试,进入[[普鲁士军事学院]]。他受到许多学科——包括语言学的教育。他对[[卡尼茨]]的《[[战争史]]》,[[埃尔曼]]的《物理学》,特别是对[[里特尔]]的《地理学》感兴趣。后来终于形成了所谓里特尔-毛奇的军事地理学派。不知疲倦的学习使他的健康受到损害,不得不中途辍学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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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年,他回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师部,担任教学工作。由于经济拮据,他开始写小说和军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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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年出版的处女作《两个朋友》是他自己的生活写照。他还同出版商订了合同,翻译[[爱德华·吉本]]的长篇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但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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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奇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在1828年发表了重要的军事著作《论军事测绘大纲》,受到军界的重视,因而调到柏林总参谋部所属的地形测量署工作。在这以后,毛奇主要关心社会政治史和军事史,写了《论波兰的内部关系和社会状况》等论文,并开始为总参谋长起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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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普鲁士亲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对总参谋长曾说道:“你不要小看这个瘦得像铅笔似的年青人,他确实是有东西的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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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年,毛奇升为上尉。这年11月,他到达[[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名义上是休假,实际上是受命出使,帮助土耳其进行军事改革,加强普鲁士在土耳其的影响。毛奇作为顾问帮助苏丹政府拟订建立国防军的计划;视察达达尼尔阵地并提出改进设施;勘察巴尔那要塞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等。毛奇特别详尽地勘察了伊斯坦布尔及其四郊,绘制了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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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6月,土耳其同埃及发生战争,遭到失败,普鲁士军官也被迫离土回国。毛奇在土耳其军队中任职4年多后于9月到达[[维也纳]],写了《论1839年夏季的土埃战争》的文章。他把土耳其的失败原因归之于缺乏统一指挥,司令拒绝接受意见;领导人相互猜忌;军事动员缓慢和士兵战斗力差等。他开始考虑,在一个新的时期,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的战略和策略应该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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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欧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大规模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使欧洲和德国的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革命、民族起义和战争危机不断发生。这一切毛奇都切身感受到了。但是毛奇的宦途并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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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才升为少校,在柏林第四军参谋部供职。这时,他参加汉堡铁路的管理,使他有机会观察铁路、技术在战争中能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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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毛奇完成军事论文《1828和1829年的俄土战争史》,考察了俄国在战争中的目的、政策和作用,把战争同政治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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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至1846年,毛奇作为普鲁士亨利亲王的副官住在罗马。除了写军事论文外,他还绘制了详细的罗马地形图。这样一些平淡的职务调动和写写文章的生活,满足不了毛奇的野心。他要当指挥官,而不是被指挥的。“如果我有一块地盘,我自己是主人,那该多好啊!”当时他希望成为一个军的参谋长,试验他的一些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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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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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年代,毛奇的政治思想已经形成。它的两个要点是:德国要统一,但必须统一于普鲁士王朝,“普鲁士必须成为德国之首”;德国要成为欧洲强国,但必须用武力来排除统一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用战争手段来维护国家的生存、独立和尊严”。因此,他一方面反对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把民主派说成是普鲁士最凶恶的敌人,要求用武力来恢复秩序,“自由有时产生于秩序,但秩序决不会产生于自由”;另一方面,他力主由普鲁士君主政体掌握统一的旗号,进行军事改革,反对欧洲其他大国的阻挠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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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的军事思想作为一种体系,大致形成于五十年代。毛奇没有论战略和战术的军事专著,但他的大量的军事论文体现了这些思想。他详细地研究过拿破仑战争,承认拿破仑无可比拟的军事才能。但他认为拿破仑缺少完整的战争体系,凭着个人的筹划和决心指挥作战。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更大规模的战争中是无法达到的。他更多的是研究了[[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承认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毛奇把自己看成是克劳塞维茨的学生,对重大的战争和战役都进行政治分析。但是这个学生更多地着眼于战争,把战争作为决定性的手段,认定政治目标一旦确定,政治就让位于战争,政治不得妨碍战争的进程,直到战争结束。在毛奇那里,很少有什么“绿桌战略”——通过谈判达到目标的考虑。在这样一些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毛奇军事思想,大致可归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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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立大规模的总参谋部体制。总参谋部在战争时期应当成为总司令(国王)“唯一的顾问”,由它制订战略和策略,协调军力和物力,统一军事行动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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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须把技术革命引入战争。不仅要更新军队的装备,把老式的铳膛枪炮换成新式的后膛击发枪炮,而且要把铁路和电报用于战争目的。大规模的铁路建造能加快军队的动员和部署,保证部队的调动和接应。铁路和电报不仅克服了以往的给养限制、季节限制和传递限制,而且有可能在短期内把大量的兵力和装备投入某个战场,形成优势兵力,完成战略部署。毛奇提出了所谓“普鲁士的铁路政治”,把铁路、电报乃至刚刚出现的系留汽球都作为战略行动的辅助手段,并把一系列科学如统计学,国民经济学,地理学,测量学等用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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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总参谋部军官进行教育和训练,以适应新的战略和执行新的战争计划。统帅部只给各军领导规定战略目标,而达到目标的执行方式由各军领导自己决定,要求他们充分发挥主动性。毛奇制定了一套所谓“通用指令”,代替以往生硬的“作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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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攻,但必须“先思而后行”。进攻是毛奇的军事原则,而“先思而后行”是取得进攻胜利的保证。“军队开始行动时,应把政治的、地理的和国家的各个方面考虑在内”,要求在战前极其细心、详尽、谨慎、周密地规划和拟订作战计划、部署和行动。一当战争开始,就采取攻势。毛奇主张先发制人的快速进攻战,反对防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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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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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是普鲁士容克-大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最主要代表,他奠定了领导现代大规模军队作战的基础。毛奇的政治态度、军事思想及其才能,终于赢得普鲁士最高当局的赏识。19世纪五十年代毛奇的晋升是惊人的。1851年底毛奇成为上校。1855年担任弗里德里希·威廉亲王的副官,升为将军,陪同出使[[欧洲]]各国。1857年被任命为方面军的参谋长;半个月后又委以领导陆军总参谋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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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9月,毛奇正式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这时毛奇近58岁,其他军官到这个年龄都要求退役,而毛奇认为他的事业刚刚开始。毛奇刚上任时,总参谋长一职仅仅等同于军政部中的一个分部主任,权力和财力都很小,不能参加以国王为首的军事权力中心的决策,对军队的部署几乎没有影响。他的主要活动在于训练总参谋部军官,提供军事情报等。毛奇不声不响,埋头经营,逐步扩大总参谋部的编制和权限,并在六十年代初开始大规模草拟普鲁士反对法国、[[奥地利]]乃至[[俄国]]的作战计划。六十年代初,总参谋长已经同首相、军政大臣平起平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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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的军事战略紧密配合着1862年上台的宰相[[俾斯麦]]的政治战略——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国。1864年初,争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两公国的[[普丹战争]]爆发,毛奇作为总参谋长在统帅部指挥部队。按照他的作战计划,普鲁士军同奥地利军采取钳形攻势,很快击败丹麦。1866年初,[[普奥战争]]迫近。普鲁士国王指令,这次战争的军事命令直接由毛奇发给战地各军,而无需再通过军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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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把所有铁路动员起来,迅速运兵到边境。5月末,普军28万人已沿60英里长的弧形战线列阵。7月3日,毛奇迫使奥地利军队在捷克的萨多瓦村附近决战。当毛奇在望远镜里看到普鲁士的几路大军最终按计划赶到会战点时,他对普王只说了一句:“陛下今天不仅赢得了这个战役([[克尼格雷茨战役]]),而且赢得了整个战争。”普奥7周战争最后的结局是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统一了整个德国北部和中部。当和约刚刚签订的时候,毛奇已拟订出反对法国[[拿破仑三世]]干涉的战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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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普法战争危机终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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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毛奇被任命为“国王陛下统帅部的全军总参谋长”,实际上是全权指挥。毛奇把德军38万4千人分为3个方面军,采用“铁路进军”、协同配合、分割包围的战术,击败混乱一团的法军。8月31日色当会战开始时,毛奇对普王说:“近卫师进攻了,我祝贺陛下取得本世纪最伟大的胜利。”9月2日,拿破仑三世率10万法军投降,法国败局已定。毛奇继续驱兵直逼巴黎。1871年1月18日,普王在凡尔赛镜厅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意志最终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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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治阶级把统一战争的胜利都归功于俾斯麦,毛奇和军政大臣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归功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国王在庆功宴会上说:“您,罗恩将军,磨亮了宝剑;您,毛奇将军,正确使用了宝剑;您,俾斯麦伯爵,多年来如此卓越地掌管我的政策,每当我感谢军队时,就特别地想到您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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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场战争的胜利,使毛奇的声誉日隆。对奥战争胜利后,毛奇获得下院20万塔勒尔的奖赏,在[[西里西亚]]购置了庄园。对法战争胜利后,又获奖赏30万塔勒尔,扩充了家庭的世袭财产。1872年毛奇成为上议院议员。1876年在他的出生地举行毛奇纪念碑揭幕典礼。他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一直到1888年,为他特设了总军需官协助处理日常事务,任总军需官的就是瓦德西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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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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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1888年辞职后还担任国家保卫委员会会长。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军事问题,特别是德国东、西两线作战问题。他的军事思想继承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观点,同时加上了当代的特色。他也强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重视总参谋部和参谋人员对于组织和完善军队作战指挥的重要作用,强调在军事上要充分认识和运用铁路和电报等最新技术。他在战争指导上主张先敌动员、分进合击、快速突破、外线作战和速战速决。在军事建设上,就战争动员、军队编制、作战指挥、武器装备等等问题,都有论述和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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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军事理论对于西方军界是很有影响的。可以说,西方军队中流行的“委托式指挥法”、“闪击战”理论,都是从毛奇那里首开先河。就在这最后几年,毛奇完成了《论1870—1871年战争》的大型论文,并在议会中要求大量军事拨款,增加军备,扩充军队,依然充满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精神,宣扬所谓“没有战争,世界就将沉沦于唯物主义”的理论。1891年4月24日,毛奇病逝于柏林。<ref>[http://gfjy.jxnews.com.cn/system/2010/04/20/011363727.shtml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  .江西国防教育网[引用日期2015-12-12]]</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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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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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军事家,1908年德国造舰计划中的G号重巡洋舰(战列巡洋舰)被命名为毛奇号巡洋舰。该级舰的另外一艘以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的普鲁士将军[[奥古斯特·卡尔·冯·戈本]](1816年—1880年)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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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於 2019年3月23日 (六) 22:26 的修訂

毛奇:生於梅克倫堡易北河畔的小城帕希姆。普魯士元帥和德意志帝國總參謀長,德國著名軍事家,軍事理論家。1866年普奧戰爭中指揮普軍獲勝。1870年7月普法戰爭爆發後,指揮三個軍團迎戰法軍,在色當之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為實現德意志統一作出重大貢獻,受封伯爵並於次年晉升元帥。其軍事理論在西方有較大影響。有《毛奇全集》、《毛奇軍事著作》等傳世。

赫爾穆特·卡爾·貝恩哈特·馮·毛奇(1800.10.26-1891.4.24),男,生於梅克倫堡易北河畔的小城帕希姆。普魯士元帥和德意志帝國總參謀長,德國著名軍事家,軍事理論家,又稱老毛奇。

生平事跡

1818年畢業於哥本哈根皇家軍校,進丹麥軍隊服役。1822年轉入普魯士軍隊,獲少尉銜。次年進柏林軍事學院深造。

1828年調總參謀部測繪局。1835至1839年任奧斯曼土耳其蘇丹軍事顧問。1842年參與指揮修築漢堡至柏林鐵路,開始認識到鐵路對軍隊機動和後勤保障的重大作用。

1855年任弗里德里希·威廉親王副官。1857至1888年任普軍和德軍總參謀長,改組總參謀部,擴充軍隊,改進裝備。

1866年普奧戰爭中指揮普軍獲勝。1870年7月普法戰爭爆發後,指揮三個軍團迎戰法軍,在色當之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為實現德意志統一作出重大貢獻,受封伯爵並於次年晉升元帥。[1]

此後,主要研究德國東、西兩線作戰問題。他重視鐵路、電報等新技術在軍事上的運用,強調參謀人員對完善軍隊指揮的重要作用,在戰爭動員、軍隊編成、作戰指揮、武器裝備等方面多有建樹。戰爭指導上,主張先敵動員、快速突破、分進合擊、外線作戰和速戰速決。其軍事理論在西方有較大影響。有《毛奇全集》、《毛奇軍事著作》等傳世。

1888年退役後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卒於柏林。[2]

早年經歷

祖上是容克貴族。父親當過普魯士軍官。母親來自盧卑克的商人家庭。同不少容克家庭一樣,十九世紀初,毛奇家的經濟也破產了。拿破崙戰爭的打擊,施泰茵解放農奴的改革,普魯士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使封建性的領主經濟急劇衰落下去。毛奇的父親遷居當時丹麥屬下的霍爾施坦,並在丹麥軍隊中服役。

1809年毛奇8歲時,被送到霍爾施坦的鄉村牧師處受教育。兩年以後,被送進哥本哈根皇家軍校。

1817年獲皇家近衛軍少尉銜。軍校長期野蠻的「棍棒教育」使毛奇的身心遭到「無法醫治的創傷」。他給弟弟的信中寫道,經濟上的匱乏和窮困使他變得憤世嫉俗。這個瘦長的、有着淺色頭髮和藍色眼睛的青年軍官變得出奇的緘默寡語,冷靜沉着。他愛思索,也好動。他冷眼觀察世界和自己的前途。

1821年在參觀柏林後,他確信小小的丹麥不是他的用武之地,而普魯士才是他施展宏圖之處。

1822年3月,毛奇通過考試加入普魯士軍籍,成為駐奧得河畔法蘭克福第八近衛師的少尉軍官。一年以後,他又通過考試,進入普魯士軍事學院。他受到許多學科——包括語言學的教育。他對卡尼茨的《戰爭史》,埃爾曼的《物理學》,特別是對里特爾的《地理學》感興趣。後來終於形成了所謂里特爾-毛奇的軍事地理學派。不知疲倦的學習使他的健康受到損害,不得不中途輟學療養。

1826年,他回到奧得河畔法蘭克福師部,擔任教學工作。由於經濟拮据,他開始寫小說和軍事論文。

1827年出版的處女作《兩個朋友》是他自己的生活寫照。他還同出版商訂了合同,翻譯愛德華·吉本的長篇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但未完成。

對毛奇具有重要意義的,是他在1828年發表了重要的軍事著作《論軍事測繪大綱》,受到軍界的重視,因而調到柏林總參謀部所屬的地形測量署工作。在這以後,毛奇主要關心社會政治史和軍事史,寫了《論波蘭的內部關係和社會狀況》等論文,並開始為總參謀長起草文件。

當時的普魯士親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對總參謀長曾說道:「你不要小看這個瘦得像鉛筆似的年青人,他確實是有東西的哩。」

1834年,毛奇升為上尉。這年11月,他到達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名義上是休假,實際上是受命出使,幫助土耳其進行軍事改革,加強普魯士在土耳其的影響。毛奇作為顧問幫助蘇丹政府擬訂建立國防軍的計劃;視察達達尼爾陣地並提出改進設施;勘察巴爾那要塞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等。毛奇特別詳盡地勘察了伊斯坦布爾及其四郊,繪製了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地形圖。

1839年6月,土耳其同埃及發生戰爭,遭到失敗,普魯士軍官也被迫離土回國。毛奇在土耳其軍隊中任職4年多後於9月到達維也納,寫了《論1839年夏季的土埃戰爭》的文章。他把土耳其的失敗原因歸之於缺乏統一指揮,司令拒絕接受意見;領導人相互猜忌;軍事動員緩慢和士兵戰鬥力差等。他開始考慮,在一個新的時期,一場大規模的現代戰爭的戰略和策略應該是怎麼樣的?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歐洲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大規模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和思想革命使歐洲和德國的面貌發生根本的變化。革命、民族起義和戰爭危機不斷發生。這一切毛奇都切身感受到了。但是毛奇的宦途並不順利。

1842年才升為少校,在柏林第四軍參謀部供職。這時,他參加漢堡鐵路的管理,使他有機會觀察鐵路、技術在戰爭中能起什麼作用。

1844年毛奇完成軍事論文《1828和1829年的俄土戰爭史》,考察了俄國在戰爭中的目的、政策和作用,把戰爭同政治聯繫起來。

1845至1846年,毛奇作為普魯士亨利親王的副官住在羅馬。除了寫軍事論文外,他還繪製了詳細的羅馬地形圖。這樣一些平淡的職務調動和寫寫文章的生活,滿足不了毛奇的野心。他要當指揮官,而不是被指揮的。「如果我有一塊地盤,我自己是主人,那該多好啊!」當時他希望成為一個軍的參謀長,試驗他的一些設想。

毛奇構想

在40年代,毛奇的政治思想已經形成。它的兩個要點是:德國要統一,但必須統一於普魯士王朝,「普魯士必須成為德國之首」;德國要成為歐洲強國,但必須用武力來排除統一道路上的一切障礙,「用戰爭手段來維護國家的生存、獨立和尊嚴」。因此,他一方面反對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把民主派說成是普魯士最兇惡的敵人,要求用武力來恢復秩序,「自由有時產生於秩序,但秩序決不會產生於自由」;另一方面,他力主由普魯士君主政體掌握統一的旗號,進行軍事改革,反對歐洲其他大國的阻撓和破壞。

毛奇的軍事思想作為一種體系,大致形成於五十年代。毛奇沒有論戰略和戰術的軍事專著,但他的大量的軍事論文體現了這些思想。他詳細地研究過拿破崙戰爭,承認拿破崙無可比擬的軍事才能。但他認為拿破崙缺少完整的戰爭體系,憑着個人的籌劃和決心指揮作戰。這種情況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更大規模的戰爭中是無法達到的。他更多的是研究了克勞塞維茨的軍事思想,承認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政治意圖是目的,戰爭是手段。毛奇把自己看成是克勞塞維茨的學生,對重大的戰爭和戰役都進行政治分析。但是這個學生更多地着眼於戰爭,把戰爭作為決定性的手段,認定政治目標一旦確定,政治就讓位於戰爭,政治不得妨礙戰爭的進程,直到戰爭結束。在毛奇那裡,很少有什麼「綠桌戰略」——通過談判達到目標的考慮。在這樣一些原則的基礎上形成的所謂毛奇軍事思想,大致可歸納為:

一、創立大規模的總參謀部體制。總參謀部在戰爭時期應當成為總司令(國王)「唯一的顧問」,由它制訂戰略和策略,協調軍力和物力,統一軍事行動的指揮。

二、必須把技術革命引入戰爭。不僅要更新軍隊的裝備,把老式的銃膛槍炮換成新式的後膛擊發槍炮,而且要把鐵路和電報用於戰爭目的。大規模的鐵路建造能加快軍隊的動員和部署,保證部隊的調動和接應。鐵路和電報不僅克服了以往的給養限制、季節限制和傳遞限制,而且有可能在短期內把大量的兵力和裝備投入某個戰場,形成優勢兵力,完成戰略部署。毛奇提出了所謂「普魯士的鐵路政治」,把鐵路、電報乃至剛剛出現的系留汽球都作為戰略行動的輔助手段,並把一系列科學如統計學,國民經濟學,地理學,測量學等用於戰爭。

三、對總參謀部軍官進行教育和訓練,以適應新的戰略和執行新的戰爭計劃。統帥部只給各軍領導規定戰略目標,而達到目標的執行方式由各軍領導自己決定,要求他們充分發揮主動性。毛奇制定了一套所謂「通用指令」,代替以往生硬的「作戰命令」。

四、進攻,但必須「先思而後行」。進攻是毛奇的軍事原則,而「先思而後行」是取得進攻勝利的保證。「軍隊開始行動時,應把政治的、地理的和國家的各個方面考慮在內」,要求在戰前極其細心、詳盡、謹慎、周密地規劃和擬訂作戰計劃、部署和行動。一當戰爭開始,就採取攻勢。毛奇主張先發制人的快速進攻戰,反對防守戰略。

參謀總長

毛奇是普魯士容克-大資產階級軍事理論的最主要代表,他奠定了領導現代大規模軍隊作戰的基礎。毛奇的政治態度、軍事思想及其才能,終於贏得普魯士最高當局的賞識。19世紀五十年代毛奇的晉升是驚人的。1851年底毛奇成為上校。1855年擔任弗里德里希·威廉親王的副官,升為將軍,陪同出使歐洲各國。1857年被任命為方面軍的參謀長;半個月後又委以領導陸軍總參謀部的工作。

1858年9月,毛奇正式被任命為陸軍總參謀部總參謀長。這時毛奇近58歲,其他軍官到這個年齡都要求退役,而毛奇認為他的事業剛剛開始。毛奇剛上任時,總參謀長一職僅僅等同於軍政部中的一個分部主任,權力和財力都很小,不能參加以國王為首的軍事權力中心的決策,對軍隊的部署幾乎沒有影響。他的主要活動在於訓練總參謀部軍官,提供軍事情報等。毛奇不聲不響,埋頭經營,逐步擴大總參謀部的編制和權限,並在六十年代初開始大規模草擬普魯士反對法國、奧地利乃至俄國的作戰計劃。六十年代初,總參謀長已經同首相、軍政大臣平起平坐了。

毛奇的軍事戰略緊密配合着1862年上台的宰相俾斯麥的政治戰略——通過王朝戰爭統一德國。1864年初,爭奪石勒蘇益格-荷爾斯坦因兩公國的普丹戰爭爆發,毛奇作為總參謀長在統帥部指揮部隊。按照他的作戰計劃,普魯士軍同奧地利軍採取鉗形攻勢,很快擊敗丹麥。1866年初,普奧戰爭迫近。普魯士國王指令,這次戰爭的軍事命令直接由毛奇發給戰地各軍,而無需再通過軍政部。

毛奇把所有鐵路動員起來,迅速運兵到邊境。5月末,普軍28萬人已沿60英里長的弧形戰線列陣。7月3日,毛奇迫使奧地利軍隊在捷克的薩多瓦村附近決戰。當毛奇在望遠鏡里看到普魯士的幾路大軍最終按計劃趕到會戰點時,他對普王只說了一句:「陛下今天不僅贏得了這個戰役(克尼格雷茨戰役),而且贏得了整個戰爭。」普奧7周戰爭最後的結局是奧地利退出德意志聯邦,普魯士統一了整個德國北部和中部。當和約剛剛簽訂的時候,毛奇已擬訂出反對法國拿破崙三世干涉的戰爭計劃。

1870年,普法戰爭危機終於出現。

這一次毛奇被任命為「國王陛下統帥部的全軍總參謀長」,實際上是全權指揮。毛奇把德軍38萬4千人分為3個方面軍,採用「鐵路進軍」、協同配合、分割包圍的戰術,擊敗混亂一團的法軍。8月31日色當會戰開始時,毛奇對普王說:「近衛師進攻了,我祝賀陛下取得本世紀最偉大的勝利。」9月2日,拿破崙三世率10萬法軍投降,法國敗局已定。毛奇繼續驅兵直逼巴黎。1871年1月18日,普王在凡爾賽鏡廳加冕為德意志帝國皇帝,德意志最終統一起來。

德國統治階級把統一戰爭的勝利都歸功於俾斯麥,毛奇和軍政大臣阿爾布雷希特·馮·羅恩,歸功於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國王在慶功宴會上說:「您,羅恩將軍,磨亮了寶劍;您,毛奇將軍,正確使用了寶劍;您,俾斯麥伯爵,多年來如此卓越地掌管我的政策,每當我感謝軍隊時,就特別地想到您們三位。」

這幾場戰爭的勝利,使毛奇的聲譽日隆。對奧戰爭勝利後,毛奇獲得下院20萬塔勒爾的獎賞,在西里西亞購置了莊園。對法戰爭勝利後,又獲獎賞30萬塔勒爾,擴充了家庭的世襲財產。1872年毛奇成為上議院議員。1876年在他的出生地舉行毛奇紀念碑揭幕典禮。他作為德意志帝國的總參謀長一直到1888年,為他特設了總軍需官協助處理日常事務,任總軍需官的就是瓦德西將軍。

軍事影響

毛奇1888年辭職後還擔任國家保衛委員會會長。將主要精力用於研究軍事問題,特別是德國東、西兩線作戰問題。他的軍事思想繼承了克勞塞維茨的理論觀點,同時加上了當代的特色。他也強調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重視總參謀部和參謀人員對於組織和完善軍隊作戰指揮的重要作用,強調在軍事上要充分認識和運用鐵路和電報等最新技術。他在戰爭指導上主張先敵動員、分進合擊、快速突破、外線作戰和速戰速決。在軍事建設上,就戰爭動員、軍隊編制、作戰指揮、武器裝備等等問題,都有論述和建樹。

他的軍事理論對於西方軍界是很有影響的。可以說,西方軍隊中流行的「委託式指揮法」、「閃擊戰」理論,都是從毛奇那裡首開先河。就在這最後幾年,毛奇完成了《論1870—1871年戰爭》的大型論文,並在議會中要求大量軍事撥款,增加軍備,擴充軍隊,依然充滿普魯士的軍國主義精神,宣揚所謂「沒有戰爭,世界就將沉淪於唯物主義」的理論。1891年4月24日,毛奇病逝於柏林。[3]

相關紀念

為了紀念這位傑出的軍事家,1908年德國造艦計劃中的G號重巡洋艦(戰列巡洋艦)被命名為毛奇號巡洋艦。該級艦的另外一艘以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中的普魯士將軍奧古斯特·卡爾·馮·戈本(1816年—1880年)命名。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