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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
学者
出生 1850年
浙江嘉兴
逝世 1922年
国籍 中国
别名 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
职业 学者、诗人、书法家
知名于 作品风格独特
知名作品元秘史笺注
蒙古源流笺证
汉律辑补
晋书刑法志

人物简历

沈曾植嘉兴人。清光绪六年(1880)进士,任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1],外调任江西广信知府,安徽提学使。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这期间,他主张变法,支持维新活动[2]。 三十三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曾植于次年署理安徽布政使,并护理巡抚。宣统二年(1910)以病归,辛亥革命后,侨寓上海[3]。 1914年春,浙江设立通志局续修《浙江通志》,聘曾植任总纂。未几,局裁,编修中辍。此后,与郑孝胥姚文藻等时相往还;在上海等地与康有为等一批清朝遗老关系密切,参与溥仪复辟活动。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曾植赴北京参加,任“学部尚书”。张勋复辟失败后,闲居上海,从事学术研究,其寓所海日楼中常有中外学者名流前往质疑问学,被尊为“中国大儒”。 1922年11月卒于上海。康有为谈艺论学,对沈曾植极为钦服。王国维自1915年春在上海结识沈曾植后,经常与其切磋学问,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很大帮助。 沈曾植治学严谨博大,综览百家。后专治辽金元三朝历史、边疆历史地理及中外交通史事,开辟了前人未窥的新领域。 清末任刑部贵州司主事凡18年,潜心研究古今律令,亦有独到成就。王国维称赞其成就足可与清代著名学者顾亭林等人相俦,其成就的深度超过龚自珍魏源,其精处胜过戴震钱大昕,称为“学术所寄”、“邦家之光”。生平著述繁富,有《汉律辑补》、《晋书刑法志》、《蒙古源流笺注》、《元经世大典笺注》、《西北舆地考》、《海日楼诗集》、《曼陀罗呓词》等。 沈曾植工诗词,擅长书法。其诗崇孟郊,而所作洁净精妙,又近于陆游。其书法取法钟繇索靖,晚年吸取黄道周倪元璐的精华,参以爨宝子碑法,变态多姿,奇取横出,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卓然成一代大师。晚年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在艺术上却富于创新,对后人影响颇深。 沈曾植弟沈曾桐,字子封,清末翰林,曾官广东提学使等职,亦有文名。 沈曾植故居在嘉兴城区姚家埭,建筑至今保存完好。其墓在今嘉兴郊区马桥乡笮篰村,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子沈慈护、媳劳善文(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于20世纪50年代将嘉兴住宅捐献给政府,把沈曾植所遗文物分别献给浙江省和嘉兴市文物管理部门。 

治学经历

在《定庐集序》中称:“少孤,独学天友。所由粗识为学门径,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衎石先生文集中。两先生,否私淑师也,而钱先生同乡里为尤亲。”稍长研究史学掌故,潜心于律法与舆地,李慈铭的评价是:“钩贯诸史,参证舆图,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见《越缦堂日记》)他在乡试时.有关舆地的答卷为翁同和所激赏,视为通人。1880年(光绪六年),他考中进士,供职刑部,精研古今律法,著有《汉律辑存》、《晋书刑法志补》等书,薛允升推为律家第一。之后,他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外交部)章京,主管俄国事务,因而,益究四裔舆地之学,于辽、金、元三史,创获颇多,声名远播。1893年,俄罗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阙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鹊受里登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译考证,沈作三碑跋博得众人认同。此事后来广为流传,西方学者也多加以引用。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有关舆地之学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计有《元秘史笺注》、《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等十余部。

北京任上,与其弟沈曾桐治珠算,享有盛名。相与交往密切者有文廷式、PP康有为]]、袁爽秋朱一新陶濬宣杨守敬汪康年梁启超盛伯熙黄仲强徐世昌王鹏运袁世凯、’梁鼎芬邹代钧等。四十岁后,深究梵学,会通儒佛。晚年因经济拮据,在沪上鬻书自给,时间约在1919年前后。《清史稿》称:“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此说略显简单,其门生王国维曾有过较为客观的总结,兹移录如下: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干、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安,拓其区字,不让干、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干、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见《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历代儒家学者都有参与政治,发挥其作用的传统,孔子周游列国,亦只发挥教育家的作用,且何况后来者。因为相对于政治权力游戏而言,儒家的理想是纯净的,又是相对软弱的。难怪胡适要将“儒”的语源考定为“柔”,这是发人深省的。就本文传主沈曾植而言,其令人敬畏的地方就在于朴素平淡,他不想借助于非凡的、虚饰的、激烈的行为来突出自己的形象。他获得了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人的尊崇,就在于他身上所发现出的超人的力量、坚强的毅力以及儒家学者所惯有的内圣外王精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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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