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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会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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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长沙会战 发生时间；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 地点；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 参战方；中国军队、日本军队 结果；迫使日军回到原战略态势 参战方兵力；中国1200000人次以上 伤亡情况；中国:阵亡、受伤和失踪的将士93944人 日本:11万余人 主要指挥官；中国:薛岳、陈诚;日本:阿南惟畿、冈村宁次 别名；长沙保卫战 |
长沙会战，又称为“长沙保卫战”。是指发生在抗日战争1939年9月到1942年2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以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
长沙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正面战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略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原战略态势的战役。
长沙会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华军队，粉碎了日本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以战迫降”的战略目标，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作战，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地位。有力地保卫了湖南广大地区和我国西南大后方的安全，稳定了湖南局势，并使之成为支持全国长期抗战的重要基地。
据统计，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阵亡、受伤和失踪的将士达93944人，歼灭日军共计11万余人。[1]
战争背景
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前，纳粹德国与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关东军刚刚在诺门坎战役中被苏联红军击败，因此希望在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恢复士气。
1939年9月，为进一步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10万余人，由赣北、鄂南、湘北分途进犯长沙，企图在最短期间内将中国第九战区主力歼灭。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湖南省长沙。武汉、南昌会战后，第9战区与日军对峙于洞庭湖东北岸、新墙河北岸、通城、武宁、奉新东南，以及锦江两岸，对当面日军“不断采取游击及反击行动”。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初，世界形势继续蕴酿着巨大的变化，日本乘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强烈感到自己在远东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以中、苏、美、英为对象的，因而处理中国问题必须和解决南方问题、北方问题综合考虑，作长期打算。基于这种背景，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这两个文件在1941年1月16日的大本营会议上获得批准，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天皇的裁决。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国第9战区仍与日军第11集团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至1941年9月前，第9战区所辖兵力为11个军共30个师，作战地境：左与第6战区（1940年增设）为石门桥（常德南方15公里）、连山湖南岸、大通湖北岸、洞庭湖北岸亘长江至武昌之线；右与第3战区为抚河、鄱阳湖口之线。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长沙作为捍卫西南各省的门户，其军事战略地位愈显突出。对于日本来说，攻陷长沙是其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重要步骤；对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守住长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和重要。因此，1939年9月和1941年9月，中日双方先后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会战。前两次长沙会战，从战略上看，中国军队阻止了日军向西南纵深长驱直入，可以视为中国的胜利；但从战术上看，中国军队损失更大，双方并未分出胜负。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中国派遣军驻广州的第23集团军，由广州进攻香港。为了配合英、美积极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日命令各战区发起攻击，牵制日军，策应友邦作战。特令第4战区攻击广州方面日军，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并以第5、第6、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入缅直接援助英军作战。日军第11集团军为策应其第23集团军及南方军的作战，牵制中国军队向广东方面转用，遂决定再对长江以南发起进攻。
战役过程
第一次长沙会战
主词条：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即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
8月15日，日军第11集团军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开始调整和集结部队 。9月1日又下达了临战准备命令。日军企图集中兵力打击第9战区主力兵团，稳定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借以挫伤国民党军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并推进汪精卫伪政权出笼。
1939年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有进攻长沙的可能，遂遵照军事委员会上述指示，制定了“战区决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军，以利我主力方面之作战”的方针，加紧调整部署，严整战备。并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湘赣公路、湘鄂公路及九江、武宁、平江、长沙间公路，粤汉铁路岳阳至株洲段、湘赣铁路株洲以东，都在民众的支援下进行破坏或者拆毁，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及重炮兵难以行动。
1939年9月14日夜，日军在赣北开始钳制性攻击。第106师团以主力由奉新、靖安一线西犯，至18日，已先后侵占第1集团军守备的会埠、上富、村前街等地，威胁高安左侧背。同时，日军第106师团配属的第101师团佐枝支队由大城南犯，18日侵占祥符观，续向高安逼近。第32军于19日放弃高安。
1939年9月20日，日军第11集团军命令第106师团在消灭高安附近之中国守军后，以一部掩护左侧背 ，主力进入修水、三都附近，切断第30集团军和湘鄂赣边挺进军的后路。据此，日军第106师团即以佐枝支队在奉新西南地区实行防御作战，以1个旅开赴武宁，主力则在上富镇附近集结，准备西进。
当日军进攻第1集团军和第32军时，在安义游击的第1集团军第183师团回师南进，18日，趁日军撤退之机，占领上富。17日，第74军由上高、宜丰、万载地区推进至高安以西之灰埠、泗溪、棠浦一线，19日攻占村前街。
1939年9月21日，第32军一部乘夜在左家渡附近北渡锦江，击退日军，于22日晨克复高安。在湘北，9月18日起，日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连续攻击第52军新墙河北岸警戒阵地，第52军逐次退守新墙河南岸。至22日。第195师仍顽强坚守在北岸比家山据点。9月23日晨，日军第6师团、奈良支队强渡新墙河，突破守军阵地。第52军退守新墙河东南高地。日军上村支队于9月22日18时由岳阳启航，23日晨，一部在洞庭湖东岸鹿角登陆，主力迂回汨罗江口以南，在营日登陆，突破第70军第95师阵地，继续向东南突进，企图切断粤汉铁路和长沙，平江间公路。
鄂南方面，日军第33师团于9月21～22日由通城附近出动，进攻第79军前进阵地。23 日，攻陷第79军主阵地麦市，24日攻占桃树港，续向福石岭攻击。日军第33师团企图楔入渣津，切断第9战区湘北、赣北间主要联络线，尔后向平江地区进攻，协同日军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围歼第15集团军。
1939年9月24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湘北战局紧张，召开最高幕僚会议，确定：“第9战区作战，应……保侍幕阜山根据地，在铁路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则以有力兵团相机予以打击，尔后依状况将主力逐次转移株洲、浏阳、醴陵地区；并以第4军控制于湘潭方面，掩护湘、桂、黔各路。
并命令在广西全县训练的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以主力推进衡阳，1个师推进衡山，准备增援湘北作战。
1939年9月25日，第52军主力向汨罗江南岸转移。日军第6师团、奈良支队跟踪南进，迫近汨罗江北岸，一部伪装难民，偷渡汨罗江，袭占新市。上村支队一度占归义，被第70军反击克复。26日，日军猛攻汨罗江南岸，激战竟日，但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此时，日军第33师团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区福石岭，日军围歼第15集团军于汨罗江畔的企图破产。日军第11集团军乃决定：“以主力向东迂回，在平江周围消灭预想从通城以南地区向南退却之敌兵团”。27日命令第6师、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向平江及其西南地区突进。
1939年9月27日，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
1939年9月28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迁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团作战。日军第6师团、上村支队由汨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77师伏击圈。第6师团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受到重创。29日，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团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第566旅的伏击。30日，第25、第60、第195师向永安市（捞刀河南）、上杉市、石门痕日军猛烈反攻，日军已无力再南进。
日军第33师团，27日屡攻福石岭不下，遂以主力绕福石岭以西向南突进，攻占龙门厂，30日攻占朱溪厂。主力进入长寿街、龙门厂、献钟一带，在献钟以西三眼桥与奈良支队先头部队会合。此时。第79军尾蹑日军第33师团南下，开始向嘉义、献钟日军攻击；第20军向长寿街、龙门厂、朱溪厂日军攻击；第8军正由通山以东地区兼程南下，准备协同第20、第79军夹击日军第33师团。
赣北方面，9月23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开始向修水方向西进。26日，其右纵队经九仙汤、沙窝里突进了修水东南约30公里处的黄沙桥，为第72军新编第15师堵截。左纵队至25日攻占上富、横桥、甘坊。第9战区为防止日军继续西犯，26日命令第32军由高安向万载集结，准备开赴铜鼓布防。
第9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命令第60、第74军围歼日军第106师团左纵队。25～29日，该两军遵今攻击甘坊、冶城一带日军，27日，第74军第57师克复上富，遮断日军退路，并逐渐将日军包围于甘坊附近。
日军第11集团军见主力方面不断遭到伏击、侧击和夹击，赣北方面第106师处境不妙，意识到态势日益不利，遂于29日下令撤退，同时命令第33师团经渣津东攻修水，接应第106师团。
1939年10月1日，进至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撤退。2日，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追击，当日克复上杉市。3日，第25、第195师团师追击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4日、又克复汨罗、新市等处。至9日，第195师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1939年10月5日，日军第33师团东窜修水城。10月6日，日军第106师团在第33师团策应下，开始由沙窝里分向奉新、靖安、武宁撤退。守军各部开始反击，当日，第15师攻克郭城市，向沙窝里挺进。第51师攻克桐木石，向九仙汤挺进。9日，第30集团军克复修水，15日克复三都，并继续追击，逐步恢复原阵地。
第二次长沙会战
主词条：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4月，原陆军部次官阿南惟畿中将接替园部和一郎就任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此后，第11集团军即就1941 年夏秋之际发动对长沙方面的进攻作战进行了研究和准备。但是，在准备过程中，由于苏德战争爆发，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秘密从事对苏武力准备，不惜对英美开战，已无力再投入更多的机动兵力，不得不缩小战役规模。其最后确定的作战目的是：予第9战区敌军一次沉重打击。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在此之前，日本为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曾采取措施调整对苏邦交，于4月13日签定了《苏日中立条约》；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又于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秘密进行对苏战争准备，一旦苏德战争的发展对日本有利，即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为此，大本营考虑要从第11军至少抽调2个师团到中国东北，加强对苏战备，同时继续准备南进，因而将长沙作战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反对大本营的这一考虑，认为彻底摧毁中国继续战斗的企图、解决中国问题才是日本的根本国策，而这时候突然减少派遣军的兵力，将使重庆政府获得生机。8月9日，大本营决定放弃对苏行使武力，不从中国派遣军抽调兵力。8月26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538号命令批准长沙作战计划（此次作战的代号为“加号作战”）。但为了准备对南方作战，第11航空舰队和第3飞行集团于9月上旬陆续调走，减少了海军和空军的支援。
自1941年8月中旬开始，日军第11集团军即在湘北集结兵力，秘密抽调第3、第4师团，第13师团早渊支队，独立混成第14旅平野支队、江藤支队，第33师团（主力已调华北）荒本支队，坦克第13团、独立炮兵第14团、独立工兵3个团等部队，连同原驻鄂南之第40师团、原驻湘北之第6师团，先后向岳阳、临湘以甫青冈驿、桃林一带地区集结。并以第1、第3飞行团和海军第1分遣舰队协同作战。此次日军接受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兵力分散的教训，将主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上，以期进行纵深突破”。
中国第9战区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总结的基础上，于1941年3月制定了《第9战区反击作战计划》。
1941年9月7日，日军第6师团为掩护其第11集团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结，向中国守军第4军大云山阵地攻击，次日占领该地，后被守军收复。17日，日军第3、第4、第6、第40师团展开于新墙河北岸之线。18日凌晨，日军主力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分由新墙、潼溪街、四六方、港口各附近强渡新墙河，突破南岸守军阵地。守军第4、第20、第58军等部与日军展开激战，在予日军以一定的杀伤后，即转移至双石洞、向家洞一带翼侧阵地。与此同时，日军平野支队在海军的支援下，由洞庭湖向湘江口西侧青山附近登陆，进攻芦林潭，企图从左翼威胁长沙。
1941年9月19日，突破新墙河的日军未遭重大抵抗，迅速沿黄市、大荆街、关王桥一带进逼汨罗江北岸，其第3、第6师团各一部进至汨罗江南岸新市、颜家铺、浯口各附近。此时，第9战区依照反击作战计划，令第99军主力于归义以西亘湘江间占领阵地，第37军于汨罗江南岸新市 、浯口之线占领阵地阻击日军；令第26军由金井向瓮江推进，第10军由衡山向捞刀河以北急进，第74军由新喻向浏阳附近急进，准备于汨罗江以南三姐桥、金井以北地区反击日军。但第9战区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日军遂放弃“将主力用于湘江方面”的方针，决定“于捞刀河北方地区捕捉歼灭敌军”。
1941年9月20日，日军第3、第4、第6师团强渡汨罗江，并将正面逐次向东移动，企图包围汨罗江南岸中国守军的右翼。其第40师团沿关王桥、长乐街以东山地，经三枣桥进攻瓮江。
1941年9月24日，第37军阵地被日军突破，日军第4、第3、第6各师团，跟踪第37军向栗桥、福临铺、金井进迫，并攻击第10军阵地。25日，第10军阵地多处被突破，遂与第37军一起向捞刀河南岸转移。同日，薛岳将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出长沙，移往湘潭。
1941年9月26日，第74军由万载到达长沙东面的春华山附近。奉军事委员会命令，第6战区第79军向长沙增援，先头第98师到达长沙东北石子铺，主力向岳麓山推进；第7战区暂编第2军由广东北上增援，先头暂编第7师到达长沙，军主力正向株洲运输。
1941年9月26～27日，第74军在春华山、永安市附近地区，与日军第3、第6师团及第40师团一部遭遇，损失惨重，28日，向普迹市东方撤退。
1941年9月28日，日军渡过捞刀河向长沙亘创阳河之线推进。26～28日，由湘西增援的第79军第98师及由广东增援的暂编第2军暂编第7师，在长沙东郊与渡过浏阳河及捞刀河之日军第4师团和早渊支队发生激战。
1941年9月27日下午，日军早渊支队一部自长沙城的东北角冲入，当晚，早渊支队全部进入长沙。29日，日军第4师团也开进长沙，日军第3、第6师团在永安市附近击退第74军后，向株洲方向突进，其一部冲入株洲。日军第11集团军在发起此次作战时，日军统帅部即“要求作战尽快结束”。
到9月27日，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遂决定结束作战，并于10月1日开始撤退。
1941年10月2日，军事委员会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命令第9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第9战区即以第79军向长乐街、新市方面跟踪追击；第58军向关王桥、第72军向杨林街分别实行超越追击；令原留置日军侧后的第4、第20、第99军在马鞍铺、青山市、麻峰咀、金井一带截击日军。10月5日，日军突穿第，战区的拦截线，北渡汨罗江，继向新墙河以北退却。6日，第9战区追击部队渡过汨罗江，8日越新墙河，日军退守原阵地，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在此期间，日军第34师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4旅主力分别于9月26日向赣北武宁及高安地区进攻，与第30集团军及第19集团军之各一部发生战斗，10月1日退回原阵地。
中国方面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9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令第3、第5、第6战区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第9战区作战，其中第6战区所属部队，曾乘敌空虚猛攻宜昌。9月28日，第6战区以约15个师的优势兵力向宜昌发动猛攻，日军第13师团拼死顽抗，双方展开激战。10月初，日军第13师团死伤惨重，一面将后勤人员、伤兵投入战斗，一面紧急求援。10月8日，日军第11集团军急令第39师团驰援宜昌。10日，第6战区部队发动总攻击，日军第13师团陷入绝境，师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甚至写下遗书，准备自杀。11日，日军第39师团增援到达战场，挽救了第13师团的危局。宜昌作战是1941年正面战场的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在这次反攻作战中，歼灭日军近7000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
主词条：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1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12月10日的“大陆命”第57号命令，向侵华日军下达了“总作命”甲第320号命令。
1941年12月15日，日军第11集团军在会战指导方案中规定：向汨水一线进攻，并击溃当面之敌，以策应第23集团军攻取香港及南方军的作战。作战时间限定在两周左右。使用于湘北主作战方面的兵力为第3、第6、第40师和独立混成第9旅以及泽支队、野口支队、外园支队，另以第1飞行团（飞机54架）支援作战。同时命令驻南昌方面的日军第34师、独立混成第14旅向赣北上高、修水等地攻击，策应湘北方面作战。
中国第9战区于1941年11月召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议”，薛岳根据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创立了“天炉战法”，具体实施步骤是彻底破坏道路，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设置纵深的伏击地区，诱敌深入，将敌围而歼之的后退决战方针。依此方针，第9 战区制定并颁布作战计划，要求在湘北方面，“应运用尾击、侧击及正面强韧抵抗，务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之敌军主力，反击而歼灭之”。
1941年12月中旬，日军向岳阳方面集结兵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攻势即将开始，遂于12月20日命令第73军由澧县立即向宁乡、益阳集结待命，第79军立即向渌口、株洲地区集结待命。又令第4军由广东曲江调株洲、渌口，第74军由广西宜山调驻衡阳。同日，第9战区决心集中兵力于湘北方面，诱致敌主力于长沙城北的浏阳河、捞刀河之间地区，反包围歼灭之。赣北方面，新编第3军、预备第5师、江西保安纵队等部守备高安、武宁一带现有阵地，掩护战区主力之右侧。鄂南，王劲修指挥所部切断崇阳、蒲圻、咸宁一带敌公路铁路。
1941年12月23日，日军第40师团一部向守军第20军油港河以南阵地攻击。24日，新墙河下游因降雨水位上涨，日军第6师团向守军第20军第134师新墙河阵地实行渡河攻击。入夜，日军渡河后，以一部围攻守军据点，主力分向大荆街、关王桥之线突进。日军第3师团主力在其第6师团后方跟进。第20军奉令以一部坚守新墙河以南据点，主力向大荆街转移。第58军进出洪源洞、大荆塘之线，侧击南进日军。
1941年12月26日，日军第40师团猛攻第20军阵地，陷关王桥及陈家桥，同时日军第6师团围攻守军黄沙街、龙凤桥据点，第3师团主力于当夜推进至归义附近汨罗江北岸。同日，第9战区命令第27集团军以第20军及第58军进攻长乐街之敌，令第37军及第99军主力固守汨罗江南岸阵地，阻敌渡河。
1941年12月28日，日军第6、第40师分别在新市东方、长乐街附近强渡汨罗江，被第37军阻止。日军第3师主力在归义以西渡过汨罗江，第99军主力被迫后退至牌楼峰、大娘桥、新开市之线 ，逐次抵抗。第37军第140师由金井向新开市北侧地区驰援，阻敌东进，但受到日军第3师团从左侧的威胁，日军第6、第40师团乘势在新市及长乐街附近渡过汨罗江南进。入夜，第37军扼守新开市亘汨罗江南岸之线，与日军激战。第99军主力在营田、大娘桥之线与日军第3师团一部对峙。12月29日，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改变原定计划，独断地下达“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的命令，令第3师团迅速向长沙攻击；第6师团以一部攻击长沙，主力攻击长沙以东之朗梨市；第40师团主力向金井进攻。骤然改变作战计划，使已久战疲惫的日军第一线官兵处于茫然状态，有的高级军官也认为进攻长沙是“自暴自弃之作战”。
1941年12月30日，在第37军与日军主力激战于新开市、鸭婆尖、浯口一带之际，第27、第30、第19集团军分别到达浏阳、平江一带预定位置。
第9战区决心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遂令第10、第73军固守长沙；令第19、第30、第27集团军及第99军主力，分由株洲、浏阳、更鼓台、瓮江、清江口、三姐桥各附近，以长沙为目标，自南、东、北三个方向作求心攻势。
1941年12月31日晨，日军第40师团猛攻第37军阵地，激战至午，第37军转移至金井东北山地，日军第40师团主力向金井突进。其第6师团师乘第37军向东转移由福临铺向朗梨市突进 ，第3师乘夜在东山附近强渡浏阳河进抵长沙近郊。第9战区以日军已逼近决战地区，遂令各集团军于1942年1月1日子夜开始攻击前进。
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第3师团开始向长沙东南郊阵地攻击。2日，日军第6师团集结于朗梨市，并以一部协力第3师团进攻长沙。当日，第10军坚守长沙城郊阵地，在岳麓山重炮火支援下，击退了日军的反复突击，并将突入白沙岭的日军第3师团一部歼灭。第9战区令第73军以第77师渡湘江进入长沙，增援第10军。此时，处于外围的中国军队正隐蔽地从三面向长沙推进。
1942年1月3日，日军第6师团全部加入战斗，与其第3师团合力猛攻长沙。激战竟日，日军攻势屡兴屡挫，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日军开始空投补给。中国军队各包围兵团，继续压缩包围圈，已逼近长沙。
在攻击长沙不逞，背后又出现包围的情况下，阿南惟畿被迫于3日晚下达了“反转”命令。4日，长沙城外日军再次发起全线攻击，但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又一次受挫，日军第3、第6师团于4日晚乘夜色脱离战场，由长沙城外分别向东山、朗梨市撤退。第9战区在获知日军退却后，立即命令原准备在长沙附近合围日军的部队改为堵击、截击和追击日军，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将其歼灭。5日，日军集中第1飞行团飞机50余架，掩护退却，第6师团退向朗梨市；第3师团开始退却时，在长沙东南郊金盆岭、清水塘、石马铺一带，被第4军截击，伤亡惨重，退至东山附近时，又遭第79军截击，被迫沿河堤退往朗梨市，随第6师团之后，在该地架设浮桥渡河，撤至浏阳河东岸。
1942年1月5、6两日，日军第3、第6师团于长桥、牌楼铺、高桥地区，遭第26军及第79军的截击，死伤甚多，7日夜突围退至捞刀河北岸。第40师团于7日由春华山经罗家冲向学士桥退却。8日晨，日军由捞刀河北岸继续北退，沿途遭第9战区追击部队拦截侧击。9日，日军主力在其独立混成第9旅的策应下，由福临铺北撤。日军一面抵抗，一面继续向汨罗江以北退却 。
至1942年1月12日，日军退过汨罗江北岸，才稍事收容。第9战区各追击部队跟踪追至汨罗江南岸，并以一部渡过汨罗江向长乐街以北进行超越追击。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固守原阵地，第9战区所部，一面扫荡新墙河以南残敌，一面向新墙河以北进击。至16日，恢复会战前原态势。
在赣北方面，日军第34师团与独立混成第9旅各一部，于12月25日，分由安义、箬溪等地向西攻击，先后占领高安、武宁，但在守军奋勇阻击下，于1942年1月6日前，恢复原态势。
参战兵力
第一次长沙会战
日本军队
日军参战兵力有步兵约10万人，陆军航空兵团第3飞行团（支援作战飞机约100架）及海军一部。
中国军队
第9战区使用兵力为47个师，其中32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人）以及海军布雷队一部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
日本军队
根据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战斗详报》，日军11军投入12万余人。第11军用于长沙方面进攻作战的地面部队总兵力为步兵45个大队，炮兵26个大队，另有若干海军及航空兵协同部队。
中国军队
根据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战斗详报》，中国第九战区投入总兵力30余万，飞机出动34架次支持。
第三次长沙会战
日本军队
中国军队
战役结果
第一次长沙会战
日军战史称：“敌遗弃尸体约44000具，俘虏约4000名，缴获主要武器火炮26门、机关枪约270挺。我方伤亡为，战死约850名，负伤约2700名。”
薛岳说：“第一次长沙会战国军伤亡约在59000人以上，第10军、第37军、第26军，3个军被击破，有2个师伤亡达50%以上。第58师，第60师，伤亡在40%以上。第102师，第52师伤亡在30%左右。”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贺执圭曾随薛岳前往湘北巡视一周。据其所知，单就上衫市、福临铺、麻林桥、青山市等地，被日寇烧光的市镇、村庄有270多个；被惨杀的民众达8000多人，被强奸的妇女不计其数。据湘阴、平江、岳阳、华容等县报告，在此次日寇进犯期间，抢走了约50万担粮食，撤退时将运不走的粮食和未收割的晚稻都放火烧掉。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由于第9战区指导的失误，致使日军一度攻占长沙，并追击到株洲，基本达成战役目的。
据日方统计，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遗弃尸体5.4万具，被俘4300人；日军伤5184人，亡1670人。缴获重炮1门、野山炮7门、速射炮20门、迫击炮42门、重机枪188挺、轻机枪633挺、步枪7600支、各种炮弹23130发、重机枪子弹323000发、步枪子弹4127000发、手榴弹58200颗。
中国军事当局的资料统计，第74军的第58师伤亡55%（74军一共伤5607人、亡2800人），第57师伤亡40%；第37军的第60师伤亡50%，第140师伤亡30%；第4军的第102师伤亡45%；第10军的第3师伤亡35%、第26军第44师伤亡24%；其余各师伤亡在20%以下。
《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中国军队损失：军官负伤1310人、阵亡760人、失踪421人，合计2491人：士兵负伤33793人，阵亡22667人、失踪11066人，合计67426人，湘北战场总计损失士兵69917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
此次会战，第9战区第一线兵团能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以相当的损耗和迟滞。长沙守备部队能顽强地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第二线反击兵团对日军合围部署得当，且协同周密，反击动作坚决有力，对撤退之日军穷追不舍，使日军无法脱离，扩大了战果，从而取得了长沙会战大捷。
于此役日军伤亡数目，中日双方的报告出入甚大。根据日军方面的报告，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死1591人（内军官108人），战伤4412人（内军官241人），打死军马1120匹，打伤646匹。
而第九战区的报告称，日军死亡3.39万余人，重伤2.3万余人，轻伤逃回者无以数计。
根据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战斗详报》，中国伤亡失踪：官佐1191人、士兵28658人，共计29849人，毙伤日军56944人，俘139人，缴获步骑枪1138枝、轻重机枪115挺、山炮11门等。
战役影响
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集中兵力10万之众，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第15集团军的作战目的，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对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由于战前没有掌握日军从湘北一面进攻的总态势，采取分兵湘北、赣北、鄂南三面防守的部署；战役中又急躁疏忽，过早地在汨罗江南岸与敌决战，加上逐次使用主力部队和一再失密，导致长沙株洲一度失守，但日本侵略图谋并未得逞，日军的国际威望一落千丈，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民心士气，增强了抗战胜利信心。
第三次长沙会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此后不久，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即被调任他职，第3师团长则在战斗进行中的1月6日即被免职。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之后，中国第九战区召开了大规模的庆祝大会，美国即宣布将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随后，美英两国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在此之后的两年内，日军再没有向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但第九战区部队尤其是长沙一线守军由于长期相持亦放松了警惕，日军则在此战后总结了经验教训，于是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日军经过充分准备，集中主力20余万人向第九战区发动攻势，并改变进军策略，改由湘江逆水而上先夺取岳麓山炮兵阵地，在1944年的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成功攻占长沙，并在整个长衡会战中将第九战区击溃而使其至战争结束都再无反击能力。
历史意义
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第一次攻势，也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战前原态势的一次战役。这一胜利，粉碎了日军“以战迫降”的狂妄企图，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使日军的国际威望一落千丈，英泰晤士报讥称“日本抄袭华军的钳形战术，结果为华军的钳形战术所击破”；加深了日本内政外交危机，导致近卫内阁垮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民心士气，增强了抗战胜利信心。
第三次长沙会战
这次会战虽然获胜而并未能按照计划全歼日军或歼灭更多日军，但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这 一次会战是中国军队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在中国战场上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记录。鼓舞了人心，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促使美国援华方案的迅速实施，也促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使得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迫使美英等国自动放弃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取得的各种治外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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