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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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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主要是指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形成的一套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模式。

介绍

中国模式最早是由海外民间创造的名词，与“北京共识”、“举国体制”等概念紧密相关。一般认为，中国模式以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等国家干预市场的手段来保证经济增长，而在政治领域依然保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中国模式出现了类似西方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故被西方一些媒体认为是一种政治上的独裁政体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体。邓小平等人曾在1980年代试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监督等，但后期改革因六四事件的爆发而失败。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崛起、国际地位提升，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截止2019年，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均GDP为10276美元，达到中等偏上国家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中国模式偏向过度开发农牧、开采高污染工业和炒作建设房地产致富，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腐败、特权、经济泡沫、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较为严重。此外，各大权贵家族及派系控制国家权力架构、垄断主要行业，压榨底层劳工和人民，社会中的民主、自由、人权亦受到压制。也有学者认为，自由的缺乏导致社会创新力或创造力较低、对外依赖度过高，故并不能实现自主的可持续发展。

至习近平时期，出现体制性倒退，部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制定和延续的政策被推翻，进而出现了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体制和“党领导一切”的模式，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模式”出现部分本质性变化。2019年，中国官方正式提出了“中国之治”的概念。中国模式在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包括政治学家张维为、经济学家林毅夫等。

历史

中国在财政方面一直偏好税收和通胀，到了毛泽东时期流行口号“新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并发展了中华民国的户籍制度，由公安机关登记、管理户籍异动。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者闲社会福利待遇差别巨大。

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后，1978年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开始对内改革，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许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外交方面对外开放，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停止革命输出，奉行“无敌国外交”，尊重不同国家的主权层面权利和政治体制。

模式特点

政治结构

• 中国政府行政制度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级政府人事任命由党委组织部（公务员局），各级党委等机构评议讨论后，报请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具备效率高，组织化程度深等优点。但在政治自由方面，仅容许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在国家机构之列，异见容忍度低，反对声量小，为一党制国家。依据《经济学人》杂志，2020年中国的民主指数为2.27/10，位列世界第151名、属于“专制政权”。
•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国有及部分私有企事业单位设立党委（政治局），实行党委责任制，党委书记（总书记）为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实际最高领导人。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各级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企事业单位与宗教团体等组织。各大权贵家族和派系（如太子党、上海帮、团派等）把持国家权力架构，垄断主要行业，控制国家主要财富。
• 各级行政及技术官僚在编制体系进行提名选举。人员编制分为国家行政编制、事业编制、企业编制三大类。且有明确的等级晋升体系。占据政府，企事业单位机关之绝大多数非编制体系人员（编外人员）则视为普通雇员，采取聘用制，不参与提名选举，在晋升体系之外。张维为称为“选拔+选举”（selection plus election）。
• 原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务员由国家公务员局进行管理，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进行录用，纳入编制体系。各类编制原则上有不同的管理条例与规则，但由于党委责任制，各级官僚可在不同的编制体系随时转换与提名晋升，导致官场存在“买官卖官”的现象与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2020年中国在透明国际颁布的“腐败感知指数”排名中位列世界第78名，且存在选择性反腐。
•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职能由监察委员会负责，与纪委合署办公。但因党委责任制，实际监察工作由纪委领导，对非党员官僚制约较弱，导致官场拥有大量“裸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曾透露仅在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内，各级编制内有118万名“裸官”，而据报道许多中央高层的亲属或子女移民海外，拥有外国绿卡甚至加入外籍。
• 中国共产党按照政治需求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内设置工作领导小组（例如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组直接向中央委员会负责，不受人大等国家机关制约。政治透明度较低，容易导致人为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参见：中国矿难列表）。党委责任制则导致各级官僚主要向党委而不是人大负责，常刻意夸大经济增长数据，同时隐瞒或淡化责任事故（如归咎于天灾）。

经济调控

• 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和金融可进行直接干预（如“宏观调控”），对于市场动荡的反应较快。
• 中国模式中存在国家资本主义，以垄断营利性国企控制通信、石油、电力和媒体等战略行业，中国收入及盈利最高的公司基本为国企。
• 基础设施建设由国家统一投资，结合国家控制之银行，提供大量贷款以保证不间断之高效率。
• 存在裙带资本主义，相对于自由市场，中国一般更倾向照顾“听话”且能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企业。
• 与香港以外向型的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有类似之处，内部需求与经济规模不成比例，因而经济增长快。

意识形态

• 推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和集体主义。不赞同西方普世价值，不支持西方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反对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等西方宪政体制。
• 外交主要以利益至上，多不涉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于落后国家在基础建设进行援助，以换取外交良好关系和自然资源，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接受了主要发达国家的大量援助，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大量援助。
• 存在严格的审查制度，限制言论自由和媒体出版，对于中央在大方向上的观点主要出版物一般都表示赞同（如“党媒姓党”），以维持意识形态的大体一致和社会稳定。依据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2020年中国的新闻自由程度位列世界第177名。依据自由之家，2021年中国总体自由指数得分为9/100、属于“不自由”。

影响国家

卢旺达、迪拜酋长国、越南等。

各界评价

正面评价

• 2017年11月，美国《时代杂志》以“中国赢了”作为标题，并且史上首次加入以非英语的中文并列出现两种文字的封面，撰文者伊恩·布蓝默认为欧美到了该清醒的时候，事实上中国模式确实存在且有西方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否则无法解释为何西方影响力这十多年的下降趋势，尤其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事件让许多欧美人猛然惊醒世界的变局。例如科技性和产业外移造成的职场动荡使西方与一些采用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数亿工人流离失所，问题无解，而中国利用其巨大的国营企业体制缓冲了职场动荡问题。同时中国还将其土地国有的优势利用到了极限，除了吸引众多轻重工业导致短短20年内就达成高度工业化，同时超高速度的都市更新与高铁、高速路建设，这都是西方国家永远无法达成的，而更多移植美国制度的开发中国家五六十年努力都还比不上中国一个五年计划的成果。
• 2017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政策集团执行董事戴维·多德韦尔（David Dodwell）在《南华早报》发表文章《你怎么看中国取决于你的立场》，认为事实胜于雄辩，太多采行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二战后半个多世纪，最后依然下场不好，甚至有民主普选的伊朗、叙利亚、俄罗斯现在还被欧美视为敌人在制裁，让人无所适从，且作为一位英国人，“鉴于我们的民主制度从来没有允许我们选择自己的首相及其大臣们，我一直觉得难以说明我们占据了什么优越的道德高地。”且最近十年来多数民众没有感受经济增长，同时民主制度表现反常，老人照顾下降，财政恶化，相比于中国每年使一两千万人脱贫，几千万人盖房买车，面对他们政府的越加自信，我们似乎也越来越难批评他们什么。

• 2017年，欧美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大举回国潮引发关注，超过8成留学生回国，其中不少原因是潜在性的种族歧视依然处处可见，以及经济发展机会的天秤倾斜；同年，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曾表示“中国的制度显然适合服务中国人民”，“美国不应论断外国政权”释放出降低对立信号。

• 2010年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目前执行的制度其实是传统儒家为主、法家为辅的儒法制度变形，皇权是垄断的，但“官权”是向全社会开放，只要科举考试考得好都可进入官场。只是传统皇权转变成现在的党权，传统的皇权以个人家族血统传承驱动，党则是一个意识形态组织，较大程度压减了血统效果；皇帝不再需要姓同一个姓，可从较大人群范围内遴选；也就是透过“开放的一党制”达成内部多元性的竞争。
• 2015年，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认为西方媒体喜欢批评的贪污问题、三农问题、裙带资本主义、零星的族群矛盾问题，其实一大堆西方国家和开发中国家自己也不惶多让，同样很严重，却拿出来评论别人，这与什么制度根本无关，更多牵涉在社会富裕程度和社会文化进程，每个国家还是应该多多检讨自己少讲别人。而同时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当选总书记上台后的大规模反腐，数十万官员和公务员被处理，却是太多国家甚至欧美自己做不到的，因为盘根错节的选举献金和国会利益集团，制约了领导人的很多决心。
• 2019年，佤邦联合党总书记鲍有祥称，通过对“中国模式”的模仿，佤邦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负面评价

• 2017-18年，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认为，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来自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300年的技术积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因此“中国模式论”严重不符合事实，错误解读将会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他认为，中国过去40年间的经济高增长，获益于经济改革后的市场化，以及技术后发优势提供的套利机会，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近些年来被中共官媒极度吹捧的“中国模式论”，把中国近4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归功于强力的政府干预和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与现代化的产业政策相结合的“中国模式”。但这其实只是官方一厢情愿的想法，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最终还“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冲突”。
• 2010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在《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一书中认为，中国仍然是基于私有产权与金融资本概念而发展。他认为，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在于两个关键，其一是加入了全球化市场，其二是采用了西方的金融技术；换句话说，大陆只是把西方人早在工业革命之后就开始的经济发展，延后到1978年才开始而已。此外，虽然“中国模式”的说法源于西方提出的“北京共识”，但陈志武说，这并不代表西方学界面对大陆经济发展成功后的心虚。他认为，有关大政府模式与市场模式的大讨论，早在1930到1940年代就已展开，并已经有了结论，公认市场模式才是对的。陈志武表示，尽管大政府模式对一些国家早期的工业化是有帮助的，包括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是如此。
• 2010年，学者陈子明认为，“在整个二十世纪，毛泽东是开创“中国模式”的第一人”。陈子明进一步提到，“把“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模式”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保证，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我曾多次指出，在毛泽东推行“中国模式”的二十年间，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恩格尔系数(家庭食物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这两个指标的不进反退，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拉开档次，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事实。朝鲜至今还在坚持经典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正是它成为东亚地区经济落伍者的原因。”
• 2009年，《经济学人》批评中国模式这个术语，意义含糊不清，没有实质内涵。
• 中国模式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为核心之一的政府目标，将GDP增长视为重要参照，失业率、通胀、环境污染、金融系统健康、劳工权利等方面一般作为低优先权考量。基建为主的政府投资倾向，中国对政府投资的喜好大于居民消费，虽然中国的高额增值税带来超越发达国家的物价和低下的购买力，但中国政府极少承诺减税和对居民直接返现。取而代之，中国流行口号“要想富，先修路”，强调政府投资的正面意义，相对于教育医疗，政府对公路，铁路等基础建设的投资具有特别兴趣。发改委等机构可以越过市场控制价格，政府对盈利更高的公路项目的兴趣大于下水道等“看不见”的工程，政府对于土地收入的兴趣大于人民的财产等基本权利。
• 中国领导人和官方媒体公开反对普世价值、三权分立、宪政等来自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制度。中国模式下，主权高于人权、稳定压倒一切，许多地方政府暴力强制完成计划生育政治指标。六四事件后，中国领导人相信“稳定”才能换来执政党和社会的安定与发展，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与其冲突时，都必须被牺牲。严格的网络限制和新闻媒体、影视作品的审查等。西方国家和日本认为中国政府曾试图推行绿坝、WAPI等标准技术是为了加强网络监控。
• 外交上，中国以“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无条件贷款，西方国家认为大幅折损了其外交力量同时对世界发展不好，例如对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和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等政府贷款、债务减免和武器，以换取石油、矿产等资源。同时采取重商主义的贸易产业政策，中国如日本韩国一样相信贸易盈余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实施出口退税，以维持出口型经济；有西方媒体批评贸易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