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百科歡迎當事人提供第一手真實資料,洗刷冤屈,終結網路霸凌。

「刘师培」修訂間的差異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前往: 導覽搜尋
Zjg對話 | 貢獻
(removed Category:刘姓 using HotCat
 
(未顯示由 6 位使用者於中間所作的 11 次修訂)
行 12: 行 12:
 
| 知名作品 =   刘申叔先生遗书<br>  左盦集  
 
| 知名作品 =   刘申叔先生遗书<br>  左盦集  
 
}}
 
}}
'''<big>刘师培</big>''' ,刘师培 ,(1884年-1919年),字申叔,号左盦(庵),汉族,江苏仪征人。刘贵曾之子、刘文淇曾孙。著有《左盦集》八卷、《左盦外集》二十卷、《左盦诗录》四卷、《词录》一卷。
+
 
 +
'''<big>刘师培</big>''',(1884年-1919年),字申叔,号左盦(庵),汉族,江苏仪征人。刘贵曾之子、刘文淇曾孙。著有《左盦集》八卷、《左盦外集》二十卷、《左盦诗录》四卷、《词录》一卷。
 
 著有论经学(以小学、左传学为主)、史学(开创近代中国学术史体)、文学(主张“六朝文”,维护扬州学派骈文之文统)专著七十四种。收入民国二十三年(1934)宁武南氏刊本《刘申叔先生遗书》。该本号称最善,然时值日本扶植满洲国,刘师培于《民报》时期所撰论满洲非中国种族之文字俱被刊落,又早期刊发于报刊之文字,失收亦颇多。
 
 著有论经学(以小学、左传学为主)、史学(开创近代中国学术史体)、文学(主张“六朝文”,维护扬州学派骈文之文统)专著七十四种。收入民国二十三年(1934)宁武南氏刊本《刘申叔先生遗书》。该本号称最善,然时值日本扶植满洲国,刘师培于《民报》时期所撰论满洲非中国种族之文字俱被刊落,又早期刊发于报刊之文字,失收亦颇多。
 +
 
== 人物生平 ==
 
== 人物生平 ==
 
 在母亲李汝谖的教授下,他8岁就开始学《周易》辨卦,12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习试帖诗,有《水仙花赋》、《凤仙花诗一百首》等。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
 
 在母亲李汝谖的教授下,他8岁就开始学《周易》辨卦,12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习试帖诗,有《水仙花赋》、《凤仙花诗一百首》等。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
1902年刘师培中举,次年在上海结识章太炎,并改名光汉,归途经过上海,结识了章太炎,撰写《攘书》等,参入反清宣传。1904年春,刘师培参加开封会试。临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落第回乡后回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支持学生运动;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同年秋,刘师培受王无生(字郁仁)的影响,到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一起参加反清革命,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积极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宣传普及革命主张,作《中国民族志》。当年《警钟日报》遭清政府查封,至浙江平湖避难。
+
 
 +
1902年刘师培中举,次年在上海结识[[ 章太炎]] ,并改名光汉,归途经过上海,结识了章太炎,撰写《攘书》等,参入反清宣传。1904年春,刘师培参加开封会试。临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落第回乡后回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支持学生运动;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 黄帝]] 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同年秋,刘师培受王无生(字郁仁)的影响,到上海与章太炎、[[ 蔡元培]] [[ 谢无量]] 等一起参加反清革命,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积极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宣传普及革命主张,作《中国民族志》。当年《警钟日报》遭清政府查封,至浙江平湖避难。
 +
 
 
1905年,刘师培参与编辑的《警钟日报》,为之撰稿,先后刊发《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术不同论》、《论文杂记》等著作,为近代学科意义上中国史学、文学、学术史研究之先驱。又受章太炎启发,撰写《小学发微》,引用西方社会学学理,重新阐释清儒文字音韵之学。由于公开辱骂德国人遭通缉,化名金少甫,逃亡嘉兴,协助敖嘉熊处理同盟会温台处会馆事务。
 
1905年,刘师培参与编辑的《警钟日报》,为之撰稿,先后刊发《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术不同论》、《论文杂记》等著作,为近代学科意义上中国史学、文学、学术史研究之先驱。又受章太炎启发,撰写《小学发微》,引用西方社会学学理,重新阐释清儒文字音韵之学。由于公开辱骂德国人遭通缉,化名金少甫,逃亡嘉兴,协助敖嘉熊处理同盟会温台处会馆事务。
1906年春,刘师培至芜湖,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宣传革命,同时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和江苏、安徽、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等。
+
 
1907年春节,应章太炎等邀请,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与章太炎等参与民起亚洲和亲会,先后发表了《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
+
1906年春,刘师培至芜湖,与[[ 陈独秀]] 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宣传革命,同时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和江苏、安徽、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等。
 同年6月,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实行无政府主义,鼓吹女权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苦鲁鲍特金《面包掠夺》、《总同盟罢工》等,在同盟会之外另立旗帜。因为留日期间费用巨大,迫于经济压力,加上日本警方监视日严,《衡报》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办。
+
 
 +
1907年春节,应章太炎等邀请,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 孙中山]] [[ 黄兴]] [[ 陶成章]] 等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与章太炎等参与民起亚洲和亲会,先后发表了《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
 +
 同年6月,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实行无政府主义,鼓吹女权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组织翻译[[ 《共产党宣言》]] 和苦鲁鲍特金《面包掠夺》、《总同盟罢工》等,在同盟会之外另立旗帜。因为留日期间费用巨大,迫于经济压力,加上日本警方监视日严,《衡报》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办。
 
 因为留日期间费用巨大,迫于经济压力,加上章太炎拟赴印度学佛,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被端方收买,作《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背叛革命,充当端方暗探。于是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并与章太炎关系破裂。加上日本警方监视日严,《衡报》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办,于1908年11月全家回国。
 
 因为留日期间费用巨大,迫于经济压力,加上章太炎拟赴印度学佛,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被端方收买,作《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背叛革命,充当端方暗探。于是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并与章太炎关系破裂。加上日本警方监视日严,《衡报》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办,于1908年11月全家回国。
1909年,刘师培夫妇在上海充当端方暗探,因出卖张恭,姻弟汪公权被王金发击毙。于是刘师培公开入幕,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又拜徐绍桢为师,研究天文历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1911年随端方南下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太炎发表保刘宣言,称他为方孝孺式的读书种子。蔡元培亦发表赦刘通信,赞扬他学问渊懿,通古知今。于是孙中山致电资州分府,令其释放刘师培。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与谢无量、廖季平(廖平)、吴虞等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作《废旧历论》等。
+
 
1913年6月与南下寻夫的何震沿江北上山西,二人均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师。后由南氏介绍,刘师培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又由阎锡山推荐给袁世凯,任教育部编审,参政院参政,上大夫。
+
1909年,刘师培夫妇在上海充当端方暗探,因出卖张恭,姻弟汪公权被王金发击毙。于是刘师培公开入幕,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又拜徐绍桢为师,研究天文历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任直隶督[[ 辕文案]] 、学部谘议官等职。1911年随端方南下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太炎发表保刘宣言,称他为方孝孺式的读书种子。蔡元培亦发表赦刘通信,赞扬他学问渊懿,通古知今。于是孙中山致电资州分府,令其释放刘师培。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与谢无量、[[ 廖季平]] (廖平)、[[ 吴虞]] 等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作《废旧历论》等。
 +
 
 +
1913年6月与南下寻夫的何震沿江北上山西,二人均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师。后由南氏介绍,刘师培投靠[[ 阎锡山]] ,任高等顾问。又由阎锡山推荐给袁世凯,任教育部编审,参政院参政,上大夫。
 +
 
 
1915年8月,与杨度等发起成立筹安会,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为袁世凯称帝鼓吹。洪宪帝制失败后,流落天津。
 
1915年8月,与杨度等发起成立筹安会,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为袁世凯称帝鼓吹。洪宪帝制失败后,流落天津。
 +
 
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先后开设“六朝文学”、“文选学”等课程,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传世,为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首屈一指之巨著。1919年1月,与黄侃等成立“国故月刊社”, 成为国粹派,在北大主导发起《国故学刊》。
 
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先后开设“六朝文学”、“文选学”等课程,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传世,为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首屈一指之巨著。1919年1月,与黄侃等成立“国故月刊社”, 成为国粹派,在北大主导发起《国故学刊》。
 +
 
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
 
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
 +
 
== 人物贡献 ==
 
== 人物贡献 ==
 +
 +
刘师培早年在日本向[[大杉荣君]]学习世界语,并在《天义》、《衡报》等刊物上宣传世界语。据说1908年从日本返回上海后,曾大力提倡世界语,建立世界语组织。
 +
 
 刘师培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具有开创意义;关于《左传》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他研究《周礼》所著的《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刘师培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具有开创意义;关于《左传》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他研究《周礼》所著的《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在日本时,他与章太炎(字枚叔)齐名,当时有“二叔”的说法。他在北京大学时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先生在1928年时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中,鲁迅推荐说:“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这时代文学讲座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声明:“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1]
+
 
 +
 在日本时,他与章太炎(字枚叔)齐名,当时有“二叔”的说法。他在北京大学时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先生在1928年时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中,[[ 鲁迅]] 推荐说:“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这时代文学讲座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声明:“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ref> [http://www.guoxue.com/master/liushipei/liushipei.htm 国学网——国学大师——刘师培]. .国学网 . 2013-10-22</ref>
 
 刘师培对清初汤斌等人的伪道学也有清醒的认识,使这些以道学之名博取显宦名位的伎俩曝露于阳光之下:清初汤斌、陆陇其“以伪行宋学”,而“配享仲尼”,从此“伪学之风昌”,把理学称为“伪学”,还预备专门立有“学案”;魏象枢、李光地等人,“鬻道于虏,炫宠弋荣”;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以博学自鸣”,投靠清廷,“行尤卑”;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入仕“以贪黩名”、“嗜利若渴”。
 
 刘师培对清初汤斌等人的伪道学也有清醒的认识,使这些以道学之名博取显宦名位的伎俩曝露于阳光之下:清初汤斌、陆陇其“以伪行宋学”,而“配享仲尼”,从此“伪学之风昌”,把理学称为“伪学”,还预备专门立有“学案”;魏象枢、李光地等人,“鬻道于虏,炫宠弋荣”;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以博学自鸣”,投靠清廷,“行尤卑”;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入仕“以贪黩名”、“嗜利若渴”。
世界语者
+
 
刘师培早年在日本向大杉荣君学习世界语,并在《天义》、《衡报》等刊物上宣传世界语。据说1908年从日本返回上海后,曾大力提倡世界语,建立世界语组织。
 
 
== 人物故居 ==
 
== 人物故居 ==
 刘师培故居,建造于清中期的江苏扬州“青溪旧屋”,是清代嘉庆至咸丰年间著名经学家刘文淇故居,也是其曾孙、中国近代著名国学大师刘师培故居。刘氏家族是自清嘉庆至民国时期数代相传的书香世家,其学术影响贯通中外。位于东圈门老街中段14号,门口有“清溪旧屋刘宅”的木牌。现有后人居住,不开放参观。
+
 刘师培故居,建造于清中期的江苏扬州“青溪旧屋”,是清代嘉庆至咸丰年间著名经学家刘文淇故居,也是其曾孙、中国近代著名国学大师刘师培故居。刘氏家族是自清嘉庆至民国时期数代相传的书香世家,其学术影响贯通中外。位于东圈门老街中段14号,门口有“清溪旧屋刘宅”的木牌。现有后人居住,不开放参观。<ref> [http://www.yangzhou.gov.cn/ 扬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扬州市文化遗产网 . 2013-10-22</ref>
 +
 
 
== 主要著作 ==
 
== 主要著作 ==
 
 《中国民约精义》
 
 《中国民约精义》
行 41: 行 57:
 
 《汉宋学术异同论》
 
 《汉宋学术异同论》
 
 《中古文学史》
 
 《中古文学史》
 +
 
== 人物事迹 ==
 
== 人物事迹 ==
风云人物
+
=== 风云人物===
 
 清末民初,刘师培是个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不断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这样一位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之人,其生命里程的最后三年(1917至1919年)是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度过的。此时的北大,正处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刘师培在校本以讲学育人为主,且取得垂范后世的成就,但在这一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下,也无法完全置身事外。考察刘师培在北京大学的这番经历,显然有益于完善北大校史,亦有助于在细节上深化对以北大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
 
 清末民初,刘师培是个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不断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这样一位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之人,其生命里程的最后三年(1917至1919年)是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度过的。此时的北大,正处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刘师培在校本以讲学育人为主,且取得垂范后世的成就,但在这一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下,也无法完全置身事外。考察刘师培在北京大学的这番经历,显然有益于完善北大校史,亦有助于在细节上深化对以北大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
北大文科学长
+
 
 +
=== 北大文科学长===
 
1917年初,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随即援引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职不久,即向蔡元培推荐因拥袁称帝失败而避居天津的刘师培来北大任教。据与晚年陈独秀来往密切的台静农说:“关于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据我听到的,还是陈独秀先生的意思。当袁世凯垮台后,独秀去看他,借住在庙里,身体羸弱,情形甚是狼狈。问他愿不愿教书,他表示教书可以,不过目前身体太坏,需要短期休养。于是独秀跟蔡先生说,蔡先生也就同意了。”实际上,蔡元培与陈独秀皆是刘师培的旧友。1903年,刘师培在上海分别与两人相识,而且也是他在和蔡元培编辑《警钟日报》时,首先向蔡提及陈独秀(注:“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见《蔡元培自述》,转引自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从而使蔡对陈留下深刻印象。此后虽因刘师培政治立场的变化导致他与蔡、陈的关系有所疏远,但蔡、陈二人始终是关注他的动向并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的(注:如在1912年初,当刘师培因随端方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而被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四川军政府资州军政分府拘留时,身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是在不知其音信的情形下与章太炎联名在《大共和日报》上刊登《求刘申叔通信》,称:“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在得知刘师培下落后,蔡元培又以教育部名义致电四川,要求将刘护送来部,“以崇硕学”。(载《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同时,身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也与人共同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希望对刘师培能“矜全曲为宽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刘师培曾用名刘光汉)得以课生著书赎罪”。(载《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可见他们都视刘师培为饱学之士,人才难得,不忍见其获罪。),尤其是陈独秀。所以这次陈向蔡荐举刘师培,蔡欣然接受,亦是顺理成章之事,何况刘以国学大师著称,蔡又以“兼容并包”为办校宗旨。
 
1917年初,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随即援引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职不久,即向蔡元培推荐因拥袁称帝失败而避居天津的刘师培来北大任教。据与晚年陈独秀来往密切的台静农说:“关于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据我听到的,还是陈独秀先生的意思。当袁世凯垮台后,独秀去看他,借住在庙里,身体羸弱,情形甚是狼狈。问他愿不愿教书,他表示教书可以,不过目前身体太坏,需要短期休养。于是独秀跟蔡先生说,蔡先生也就同意了。”实际上,蔡元培与陈独秀皆是刘师培的旧友。1903年,刘师培在上海分别与两人相识,而且也是他在和蔡元培编辑《警钟日报》时,首先向蔡提及陈独秀(注:“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见《蔡元培自述》,转引自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从而使蔡对陈留下深刻印象。此后虽因刘师培政治立场的变化导致他与蔡、陈的关系有所疏远,但蔡、陈二人始终是关注他的动向并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的(注:如在1912年初,当刘师培因随端方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而被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四川军政府资州军政分府拘留时,身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是在不知其音信的情形下与章太炎联名在《大共和日报》上刊登《求刘申叔通信》,称:“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在得知刘师培下落后,蔡元培又以教育部名义致电四川,要求将刘护送来部,“以崇硕学”。(载《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同时,身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也与人共同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希望对刘师培能“矜全曲为宽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刘师培曾用名刘光汉)得以课生著书赎罪”。(载《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可见他们都视刘师培为饱学之士,人才难得,不忍见其获罪。),尤其是陈独秀。所以这次陈向蔡荐举刘师培,蔡欣然接受,亦是顺理成章之事,何况刘以国学大师著称,蔡又以“兼容并包”为办校宗旨。
中国文学门教授
+
 
 刘师培进入北大后,出任中国文学门(1919年改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导教师,并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月薪280元。(注:《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他所担任的课程有:1917至1918学年,“中国文学”(一年级、二年级每周各三小时)、“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三小时);1918至1919学年,“中古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二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六小时);(注:《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1919至1920学年(注:刘师培于1919年11月20日去世,故该学年仅完成小部分教学任务。),“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二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四小时)。此时的中国文学门,人才荟萃,与刘师培共同执教的有黄侃、黄节、吴梅、钱玄同、周作人、朱希祖等,俱为一时之选。听讲的学生有罗常培、杨振声、俞平伯、傅斯年、许德珩、郑天挺、罗庸、杨亮功、夏承栋、张煦等,大都在后来卓有成就。关于刘师培的教学情形,杨亮功曾有回忆:“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P661)冯友兰也回顾道:“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蔡元培亦说:“君(指刘师培)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
+
=== 中国文学门教授===
 +
 刘师培进入北大后,出任中国文学门(1919年改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导教师,并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月薪280元。(注:《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他所担任的课程有:1917至1918学年,“中国文学”(一年级、二年级每周各三小时)、“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三小时);1918至1919学年,“中古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二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六小时);(注:《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1919至1920学年(注:刘师培于1919年11月20日去世,故该学年仅完成小部分教学任务。),“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二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四小时)。此时的中国文学门,人才荟萃,与刘师培共同执教的有黄侃、黄节、吴梅、钱玄同、[[ 周作人]] [[ 朱希祖]] 等,俱为一时之选。听讲的学生有[[ 罗常培]] [[ 杨振声]] [[ 俞平伯]] [[ 傅斯年]] [[ 许德珩]] [[ 郑天挺]] [[ 罗庸]] [[ 杨亮功]] [[ 夏承栋]] [[ 张煦]] 等,大都在后来卓有成就。关于刘师培的教学情形,杨亮功曾有回忆:“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P661)冯友兰也回顾道:“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蔡元培亦说:“君(指刘师培)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
 +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分别成立了研究所,刘师培与其他教授一样,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他所指导的研究科目起初为“文”和“文学史”,定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星期四分别与“文学史”、“文”两个方向的研究员(注:按研究所规则规定,凡本校毕业生都可以志愿入所研究,本校高年级学生及与本校毕业生有同等程度的学者,经研究主任或校长认可后亦皆可入所研究,这些人均称为研究员。)会面1小时,研讨该主题下的具体问题。后来具体日期稍有调整,但仍是每月分别指导一次。从1918学年起,刘师培所担任的研究科目调整为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科,国文教员中,他担任的科目最多,次为黄侃,担任自汉至隋文、文选、文心雕龙三科,余者仅担任一科,如朱希祖:晋以前诗史;钱玄同:文字学(形体、音韵);吴梅:中国曲史;刘半农:中国谣谚史;周作人:唐以前小说史。(注:《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由此可以看出,身为国学大师的刘师培,因具有广博的知识素养和造就(其所担任的四科已横跨经、史、子、集四部),能予所指导之研究者以贯通的学术训练,这在当时已形成多专家而乏通人之格局的教授队伍里至为难得。不过,由于身体欠佳,后来他已很难定期指导,只能时而与诸研究员开会研讨。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分别成立了研究所,刘师培与其他教授一样,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他所指导的研究科目起初为“文”和“文学史”,定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星期四分别与“文学史”、“文”两个方向的研究员(注:按研究所规则规定,凡本校毕业生都可以志愿入所研究,本校高年级学生及与本校毕业生有同等程度的学者,经研究主任或校长认可后亦皆可入所研究,这些人均称为研究员。)会面1小时,研讨该主题下的具体问题。后来具体日期稍有调整,但仍是每月分别指导一次。从1918学年起,刘师培所担任的研究科目调整为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科,国文教员中,他担任的科目最多,次为黄侃,担任自汉至隋文、文选、文心雕龙三科,余者仅担任一科,如朱希祖:晋以前诗史;钱玄同:文字学(形体、音韵);吴梅:中国曲史;刘半农:中国谣谚史;周作人:唐以前小说史。(注:《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由此可以看出,身为国学大师的刘师培,因具有广博的知识素养和造就(其所担任的四科已横跨经、史、子、集四部),能予所指导之研究者以贯通的学术训练,这在当时已形成多专家而乏通人之格局的教授队伍里至为难得。不过,由于身体欠佳,后来他已很难定期指导,只能时而与诸研究员开会研讨。
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
 
 在担当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导师的同时,刘师培还被聘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袁世凯当政时,曾聘湖南名士王闿运主持成立了国史馆,王死后,机构徒有虚名。1917年6月26日,教育部决定将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改为国史编纂处,以蔡元培校长兼任处长。国史编纂处分纂辑与征集二股,纂辑股纂辑民国史及历代通史,征集股掌征集一切史料。不久,蔡元培便聘刘师培、屠寄、钱恂、张相文、叶瀚、沈兼士、周作人等为纂辑股纂辑员。1918年2月28日,教育部批准了国史编纂处报送的国史编纂略例,该略例规定:“通史部先编长编及辞典”,“长编分为政治史、文明史两种。政治史长编分为年表、大事记及志三类。……文明史分为经济、风俗、宗教、科学、哲学、文学、美术等类”。“长编写定后,始由专门史学家编为通史。”各纂辑员按此规定有所分工,刘师培负责通史部政治史长编之“志”和文明史长编之“风俗”。他为这项工作付出了很大心力,在事务员与书记的协助下,很快就编出大量稿本。在1918年6月20日召开的国史编纂处会议上,他所提交的编纂报告为:“一、文明史风俗类,预定长编六册(三代一册、秦汉一册、三国南北朝一册、唐五代一册、宋辽金元一册、明清一册),已编纂长编三册(三代一册经传已采毕,子书采辑过半;三国南北朝一册正史采毕,余尚未采)。二、政治史志(三国南北朝),预定长编十二册,已编长编四册(历律一册缺周隋,兵一册采至齐梁,舆服一册采至齐梁,职官一册晋以下未采,凡已见正史各志均未采)。”在1919年3月上报的《国史编纂报告》中,又有《纂辑员刘师培报告书》,内容为:“(一)政治史长编册数三十六册:历律志长编三册、兵志长编七册、礼志长编十三册、刑法志长编五册、乐志长编四册、舆服志长编四册;(二)文明史长编册数二十七册:三代风俗史长编六册、秦汉风俗史长编九册、三国风俗史长编二册、六朝风俗史长编十册。”这一工作实为编纂完善的中国政治史和专门史(文明史实即各类专史)打下了良好基础,而且对刘师培而言,他早年(1905、1906年)所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既已采专史合编形式,其专史分类与国史编纂处此次的分类大致相符,所以他做起这项工作来驾轻就熟,成效显著。遗憾的是,当五四运动发生,蔡元培离京出走之际,徐树铮乘机向国务院提出以消北大国史编纂处,收回直属国务院,仍称国史馆,致使这项工作被迫中断,所取得的成绩完全付之流水了。
+
=== 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不问世事
+
 在担当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导师的同时,刘师培还被聘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袁世凯]] 当政时,曾聘湖南名士王闿运主持成立了国史馆,王死后,机构徒有虚名。1917年6月26日,教育部决定将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改为国史编纂处,以蔡元培校长兼任处长。国史编纂处分纂辑与征集二股,纂辑股纂辑民国史及历代通史,征集股掌征集一切史料。不久,蔡元培便聘刘师培、屠寄、钱恂、张相文、叶瀚、沈兼士、周作人等为纂辑股纂辑员。1918年2月28日,教育部批准了国史编纂处报送的国史编纂略例,该略例规定:“通史部先编长编及辞典”,“长编分为政治史、文明史两种。政治史长编分为年表、大事记及志三类。……文明史分为经济、风俗、宗教、科学、哲学、文学、美术等类”。“长编写定后,始由专门史学家编为通史。”各纂辑员按此规定有所分工,刘师培负责通史部政治史长编之“志”和文明史长编之“风俗”。他为这项工作付出了很大心力,在事务员与书记的协助下,很快就编出大量稿本。在1918年6月20日召开的国史编纂处会议上,他所提交的编纂报告为:“一、文明史风俗类,预定长编六册(三代一册、秦汉一册、三国南北朝一册、唐五代一册、宋辽金元一册、明清一册),已编纂长编三册(三代一册经传已采毕,子书采辑过半;三国南北朝一册正史采毕,余尚未采)。二、政治史志(三国南北朝),预定长编十二册,已编长编四册(历律一册缺周隋,兵一册采至齐梁,舆服一册采至齐梁,职官一册晋以下未采,凡已见正史各志均未采)。”在1919年3月上报的《国史编纂报告》中,又有《纂辑员刘师培报告书》,内容为:“(一)政治史长编册数三十六册:历律志长编三册、兵志长编七册、礼志长编十三册、刑法志长编五册、乐志长编四册、舆服志长编四册;(二)文明史长编册数二十七册:三代风俗史长编六册、秦汉风俗史长编九册、三国风俗史长编二册、六朝风俗史长编十册。”这一工作实为编纂完善的中国政治史和专门史(文明史实即各类专史)打下了良好基础,而且对刘师培而言,他早年(1905、1906年)所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既已采专史合编形式,其专史分类与国史编纂处此次的分类大致相符,所以他做起这项工作来驾轻就熟,成效显著。遗憾的是,当五四运动发生,蔡元培离京出走之际,徐树铮乘机向国务院提出以消北大国史编纂处,收回直属国务院,仍称国史馆,致使这项工作被迫中断,所取得的成绩完全付之流水了。
 除教学和研究活动外,平日里刘师培是不大在校园中露面的,他自己说,因“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周作人也回忆道,与刘师培“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注:周作人:《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第430、431页。按周作人之回忆个别细节有误,他并非在北大仅见过一次刘师培,查《北京大学日刊》,两人至少在国史编纂处会议上见过面,如1917年12月5日的会议,两人同时出席。不过说刘师培深居简出,总体上是对的。)。不过尽管如此,刘师培也并非不问世事,有些校内事务还是参与的。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进德会,征求会员,刘师培很快便加入其中,并在6月1日与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等一同当选为该会评议员。同年4月30日,《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编竣发行,刘师培在其上发表《题词》,以所擅长的华丽骈文表示对北大建校二十载的祝贺。另外,应李泰fēn@①之请,还曾在经学上指教于他。
+
 
 中国文学建树
+
=== 不问世事===
 +
 除教学和研究活动外,平日里刘师培是不大在校园中露面的,他自己说,因“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周作人也回忆道,与刘师培“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注:周作人:《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第430、431页。按周作人之回忆个别细节有误,他并非在北大仅见过一次刘师培,查《北京大学日刊》,两人至少在国史编纂处会议上见过面,如1917年12月5日的会议,两人同时出席。不过说刘师培深居简出,总体上是对的。)。不过尽管如此,刘师培也并非不问世事,有些校内事务还是参与的。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进德会,征求会员,刘师培很快便加入其中,并在6月1日与蔡元培、[[ 陈独秀]] [[ 章士钊]] [[ 沈尹默]] 、傅斯年、[[ 罗家伦]] 等一同当选为该会评议员。同年4月30日,《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编竣发行,刘师培在其上发表《题词》,以所擅长的华丽骈文表示对北大建校二十载的祝贺。另外,应李泰fēn@①之请,还曾在经学上指教于他。
 +
 
 +
== 中国文学建树 ==
 
 在北大的三年里,刘师培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它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在北大的三年里,刘师培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它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
 
 北大之有“文学史”课程,是从1903年开始的。这年颁布的《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中国文学门”需开设“西国文学史”、“历代文章流别”等课程,并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流别”一课,可仿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自行编纂讲授”。此前讲授“词章”,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主,着眼于训练技能;如今改为“文学史”,则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此举更接近日本及欧美汉学家的研究思路”。1904年,国文科教员林传甲刊印了他的讲义《中国文学史》,是为第一部借鉴和运用西方文学史著述体例而撰之中国文学史。
 
 北大之有“文学史”课程,是从1903年开始的。这年颁布的《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中国文学门”需开设“西国文学史”、“历代文章流别”等课程,并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流别”一课,可仿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自行编纂讲授”。此前讲授“词章”,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主,着眼于训练技能;如今改为“文学史”,则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此举更接近日本及欧美汉学家的研究思路”。1904年,国文科教员林传甲刊印了他的讲义《中国文学史》,是为第一部借鉴和运用西方文学史著述体例而撰之中国文学史。
 +
 
1906年起,桐城派古文家的势力开始在京师大学堂文科居于优势。这年,对桐城文章情有独钟的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进入大学堂任教(注:目林纾为桐城派已为一般论者所认同,“实际上林纾从未认为自己属于桐城派,当时桐城派的几位主要人物也从未将他列入门墙”。见王枫:《林纾非桐城派说》,《学人》第9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620页。所以这里是将林纾作为桐城派的同盟者来看待。),不久桐城派的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先后进入任教,姚永概还曾一度担任文科教务长,桐城派就此稳居上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有关讲义非从文学史入手,而是回到了传统文论的老路上去,与当时增加“文学史”课程的要求不符。1913年何yù@④时任北大校长后,谋求对学校加以整顿,结果是林纾与姚永概因校园里的人事纠纷及文派之争,一并去职。第二年,胡仁源出长北大,夏锡祺被任命为文科学长,开始引进章太炎一系的学者,章的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陆续进入北大任教。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其后汇集讲义而成《文心雕龙札记》一书,颇得时誉,成为代表《文选》派的文论名著。与此同时,姚永朴仍在北大讲授桐城派的理论,著《文学研究法》,亦颇得时誉。双方在文学观念上针锋相对,但桐城派自林纾、姚永概离去后已是元气大伤,《文选》派则有章门弟子作后盾而士气正旺,所以后者渐占上风。
 
1906年起,桐城派古文家的势力开始在京师大学堂文科居于优势。这年,对桐城文章情有独钟的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进入大学堂任教(注:目林纾为桐城派已为一般论者所认同,“实际上林纾从未认为自己属于桐城派,当时桐城派的几位主要人物也从未将他列入门墙”。见王枫:《林纾非桐城派说》,《学人》第9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620页。所以这里是将林纾作为桐城派的同盟者来看待。),不久桐城派的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先后进入任教,姚永概还曾一度担任文科教务长,桐城派就此稳居上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有关讲义非从文学史入手,而是回到了传统文论的老路上去,与当时增加“文学史”课程的要求不符。1913年何yù@④时任北大校长后,谋求对学校加以整顿,结果是林纾与姚永概因校园里的人事纠纷及文派之争,一并去职。第二年,胡仁源出长北大,夏锡祺被任命为文科学长,开始引进章太炎一系的学者,章的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陆续进入北大任教。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其后汇集讲义而成《文心雕龙札记》一书,颇得时誉,成为代表《文选》派的文论名著。与此同时,姚永朴仍在北大讲授桐城派的理论,著《文学研究法》,亦颇得时誉。双方在文学观念上针锋相对,但桐城派自林纾、姚永概离去后已是元气大伤,《文选》派则有章门弟子作后盾而士气正旺,所以后者渐占上风。
 +
 
 黄侃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在文学理论方面更多受到刘师培的影响。两人年岁相若,结识甚早,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同在北大任教时,黄侃自觉经学不及刘师培,竟拜刘为师。刘师培的学说,是《文选》派的后劲,尽管他1917年方任教北大,但他的文学主张十年前就已独树一帜。作为扬州后学,他继承并发展了乡先贤阮元的文学思想,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辩,而文之制作亦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17](P1646)。可见他对桐城派甚为不满,故加以指斥。(注: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等文中,刘师培亦多有指斥桐城之言,如“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见《刘申叔遗书》第1648页。)对于刘师培的文学观念,章太炎并不完全赞同,黄侃则折衷师说,推陈出新,但见解上更靠近刘师培。黄、刘二人1917年在北大携手共讲“中国文学”课(注:在当时的中国文学门中,一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六小时,黄侃、刘师培各授三小时;二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七小时,黄侃四小时,刘师培三小时。见《文科本科现行课程》,《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9日。),使《文选》派一举占领北大讲坛。而姚永朴也恰在这一年离开北大,象征着桐城文派的退出讲台。
 
 黄侃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在文学理论方面更多受到刘师培的影响。两人年岁相若,结识甚早,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同在北大任教时,黄侃自觉经学不及刘师培,竟拜刘为师。刘师培的学说,是《文选》派的后劲,尽管他1917年方任教北大,但他的文学主张十年前就已独树一帜。作为扬州后学,他继承并发展了乡先贤阮元的文学思想,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辩,而文之制作亦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17](P1646)。可见他对桐城派甚为不满,故加以指斥。(注: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等文中,刘师培亦多有指斥桐城之言,如“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见《刘申叔遗书》第1648页。)对于刘师培的文学观念,章太炎并不完全赞同,黄侃则折衷师说,推陈出新,但见解上更靠近刘师培。黄、刘二人1917年在北大携手共讲“中国文学”课(注:在当时的中国文学门中,一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六小时,黄侃、刘师培各授三小时;二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七小时,黄侃四小时,刘师培三小时。见《文科本科现行课程》,《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9日。),使《文选》派一举占领北大讲坛。而姚永朴也恰在这一年离开北大,象征着桐城文派的退出讲台。
 +
 
 从此,北大由崇尚唐宋古文,转为提倡魏晋六朝文。当然,“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18](P243)。但《文选》派所推崇的魏晋风度、六朝文章,经章太炎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努力转化,却成为现代中国最值得重视的传统文学资源。
 
 从此,北大由崇尚唐宋古文,转为提倡魏晋六朝文。当然,“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18](P243)。但《文选》派所推崇的魏晋风度、六朝文章,经章太炎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努力转化,却成为现代中国最值得重视的传统文学资源。
 +
 
 对于“文学史”,刘师培并不陌生。早在1905年,他就以《文章原始》、《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纵论文章之起源、发展历程和不同地域的文学发展历史,且引涩江保的《罗马文学史》证明文学变迁之理,“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随后他又编出《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注:该书名为“文学”教科书,实为“小学”教科书,刘师培在书前序例中说:“文学基于小学……编辑国文教科书,首明小学,以为析字之基,庶古代六书之教普及于国民,此则区区保存国学之意也。”“此编为《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计三十六课,以诠明小学为宗旨。”见《刘申叔遗书》第2117页。)、《中国历史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概述学科演变历程的“讲义”式著作,从而熟知此类著作的编写“义法”。所以一当进入北京大学,讲授文学史,编写教科书,在他那里是驾轻就熟。自然,他在北大讲授文学史,还有一重意义,那就是摒弃了桐城派以传统文论代文学史的套路,恢复了当年林传甲编《中国文学史》时的初衷——以“文学史”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途径。而且从此以后,“文学史”的讲授格局基本被固定下来,形成较稳定的理路与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当然这不是刘师培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当时与他同开各类文学史课程的朱希祖(亦为章门弟子)、吴梅、周作人等亦功不可没。
 
 对于“文学史”,刘师培并不陌生。早在1905年,他就以《文章原始》、《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纵论文章之起源、发展历程和不同地域的文学发展历史,且引涩江保的《罗马文学史》证明文学变迁之理,“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随后他又编出《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注:该书名为“文学”教科书,实为“小学”教科书,刘师培在书前序例中说:“文学基于小学……编辑国文教科书,首明小学,以为析字之基,庶古代六书之教普及于国民,此则区区保存国学之意也。”“此编为《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计三十六课,以诠明小学为宗旨。”见《刘申叔遗书》第2117页。)、《中国历史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概述学科演变历程的“讲义”式著作,从而熟知此类著作的编写“义法”。所以一当进入北京大学,讲授文学史,编写教科书,在他那里是驾轻就熟。自然,他在北大讲授文学史,还有一重意义,那就是摒弃了桐城派以传统文论代文学史的套路,恢复了当年林传甲编《中国文学史》时的初衷——以“文学史”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途径。而且从此以后,“文学史”的讲授格局基本被固定下来,形成较稳定的理路与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当然这不是刘师培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当时与他同开各类文学史课程的朱希祖(亦为章门弟子)、吴梅、周作人等亦功不可没。
讲授内容
+
 
 刘师培在北大时的讲义和有关讲授内容主要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文心雕龙讲录二种》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7年即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并在此后多次再版;《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和《文心雕龙讲录二种》均为罗常培笔录,前者于1945年由独立出版社印行,后者以“左庵文论”为总题分载于《国文月刊》第9、10、36期。这其中《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最为著名,差不多成了经典之作。鲁迅曾赞誉道,中国文学史一类“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中古文学史》“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鲁迅的看法可说是代表了当时不少专家的共识,并非过誉。
+
=== 讲授内容===
 +
 刘师培在北大时的讲义和有关讲授内容主要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文心雕龙讲录二种》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7年即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并在此后多次再版;《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和《文心雕龙讲录二种》均为罗常培笔录,前者于1945年由独立出版社印行,后者以“左庵文论”为总题分载于《国文月刊》第9、10、36期。这其中《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最为著名,差不多成了经典之作。鲁迅曾赞誉道,中国文学史一类“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 刘申叔]] 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中古文学史》“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鲁迅的看法可说是代表了当时不少专家的共识,并非过誉。
 +
 
 
 前已言及,对于编纂文学史,刘师培并不陌生,是有自己的一定之规的。在研究方法上,他特别注意考察文学的变迁。这与他的文学史观念分不开,即“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他以两课的篇幅(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和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专门谈文学变迁,把文学变迁放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促使变迁的各种内外部因素,以及变迁中的各个流派。从文学史的研究实践看,这种方法是非常可取的,以至于惠及后学,成为“典范”。在《讲义》出版后通过的北大中国文学门教授会课程说明里,亦主张讲授文学史的目的在于“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这显然是与刘师培的文学史观念相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刘氏的研究实践促使文学史课教学思想的走向成熟。在著述体例上,《讲义》采用的是先胪列古籍中之记述、而后案论之的方式,所以其中征引的文学史料和评论资料是极为详尽的,而作者个人的学术见解则简明扼要,仅提纲挈领地出现。这种做法,也反映了刘师培的文学史研究观念。在《sōu@②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中,他提出应该仿照晋人挚虞,编《文章志》和《文章流别》,前者以作家为纲,后者以文体为纲,“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惟斯事体大,必以sōu@②集材料为主”。搜集《文章志》材料的方法为:“就现存之书分别采择也”,“就既亡各书钩沉摭逸也”,“古代论诗评文各书必宜详录也”,“文集存佚及现存篇目必宜详考也”。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可见《讲义》独特的著述体例,是刘师培上述构想的具体施行和自觉实践,何况作为朴学家,这样做也体现其一贯的学术追求。
 
 前已言及,对于编纂文学史,刘师培并不陌生,是有自己的一定之规的。在研究方法上,他特别注意考察文学的变迁。这与他的文学史观念分不开,即“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他以两课的篇幅(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和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专门谈文学变迁,把文学变迁放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促使变迁的各种内外部因素,以及变迁中的各个流派。从文学史的研究实践看,这种方法是非常可取的,以至于惠及后学,成为“典范”。在《讲义》出版后通过的北大中国文学门教授会课程说明里,亦主张讲授文学史的目的在于“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这显然是与刘师培的文学史观念相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刘氏的研究实践促使文学史课教学思想的走向成熟。在著述体例上,《讲义》采用的是先胪列古籍中之记述、而后案论之的方式,所以其中征引的文学史料和评论资料是极为详尽的,而作者个人的学术见解则简明扼要,仅提纲挈领地出现。这种做法,也反映了刘师培的文学史研究观念。在《sōu@②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中,他提出应该仿照晋人挚虞,编《文章志》和《文章流别》,前者以作家为纲,后者以文体为纲,“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惟斯事体大,必以sōu@②集材料为主”。搜集《文章志》材料的方法为:“就现存之书分别采择也”,“就既亡各书钩沉摭逸也”,“古代论诗评文各书必宜详录也”,“文集存佚及现存篇目必宜详考也”。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可见《讲义》独特的著述体例,是刘师培上述构想的具体施行和自觉实践,何况作为朴学家,这样做也体现其一贯的学术追求。
《讲义》的意义
+
 
 +
=== 《讲义》的意义===
 
 有了丰富详实的资料作基础,加之刘师培文论方面的修养与见解,《讲义》一书在内容上便也不同凡响。首先,他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各个时代文学的主要特色,展现出其绚丽夺目、异彩纷呈的风貌。在论汉魏之际时,认为“建安文学,革易前型”,它清峻、通tuō@⑤、骋词、华靡;关于两晋文学,以往论者有“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看法,刘师培则不然,认为两晋文学实渊源于建安文学,“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远源,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⑥采聘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远源,则阮yǔ@⑦、陈琳已开其始”。)对被历代古文家攻击尤甚的南朝文学,刘师培也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说“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至当时文格所以上变晋宋而下启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声律说之发明,二曰文笔之区别”。其次,既倡“文笔论”,又不为其所拘,以开阔的视野看待中古文学。前已言及,刘师培在文学观念上受阮元影响较大,故重文、笔之别。阮元等骈文家,出于从古文家尤其桐城派手中夺取文学正宗地位的目的,大倡文笔之分,即“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以此视唐宋古文为笔,不能称文,六朝骈文才是正宗的文。刘师培服膺此说,故在《讲义》里多方申明(第二课《文学辨体》和第五课中一节《文笔之区别》专申此义)。平心而论,重倡“文笔论”,对于重新认定六朝文学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起了作用的。不过,若拘泥于文笔之分来研究六朝文学,则会影响对这一时期文学整体的把握。可贵的是,刘师培非眼界狭窄之辈,他不为先贤成说所囿,在《讲义》中不把研究对象局限于纯“文”学,而是以大文学观的视野,对六朝各类文章皆有所评述,尤重学术性文章的文学价值。如议论晋人之文,便说,在表疏、议礼之文方面,昭明《文选》“惟录张悛、桓温诸表。然晋代表疏,或文词壮丽,或择言雅畅,其弊或流于烦冗,为汉魏所无。又晋代学人,如司马彪、傅咸、吴商、孙毓、束皙、挚虞……郑袭之伦,其议礼之文,明辨畅达,亦文学之足述者也”[24](P2391)。作为学者和《文选》派的代表,刘师培最不满意于桐城的,便是他们的“枵腹蔑古”,没有学问,而六朝文学恰具博学为文的特色,所以受到刘的特别推崇。有论者评价说:“《中古文学史》中最有发明、创辟的是在六朝文的研究方面,对六朝诗赋的艺术价值及特征,则鲜有超过前人的见解。”这种评价,颇为妥当。
 
 有了丰富详实的资料作基础,加之刘师培文论方面的修养与见解,《讲义》一书在内容上便也不同凡响。首先,他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各个时代文学的主要特色,展现出其绚丽夺目、异彩纷呈的风貌。在论汉魏之际时,认为“建安文学,革易前型”,它清峻、通tuō@⑤、骋词、华靡;关于两晋文学,以往论者有“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看法,刘师培则不然,认为两晋文学实渊源于建安文学,“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远源,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⑥采聘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远源,则阮yǔ@⑦、陈琳已开其始”。)对被历代古文家攻击尤甚的南朝文学,刘师培也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说“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至当时文格所以上变晋宋而下启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声律说之发明,二曰文笔之区别”。其次,既倡“文笔论”,又不为其所拘,以开阔的视野看待中古文学。前已言及,刘师培在文学观念上受阮元影响较大,故重文、笔之别。阮元等骈文家,出于从古文家尤其桐城派手中夺取文学正宗地位的目的,大倡文笔之分,即“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以此视唐宋古文为笔,不能称文,六朝骈文才是正宗的文。刘师培服膺此说,故在《讲义》里多方申明(第二课《文学辨体》和第五课中一节《文笔之区别》专申此义)。平心而论,重倡“文笔论”,对于重新认定六朝文学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起了作用的。不过,若拘泥于文笔之分来研究六朝文学,则会影响对这一时期文学整体的把握。可贵的是,刘师培非眼界狭窄之辈,他不为先贤成说所囿,在《讲义》中不把研究对象局限于纯“文”学,而是以大文学观的视野,对六朝各类文章皆有所评述,尤重学术性文章的文学价值。如议论晋人之文,便说,在表疏、议礼之文方面,昭明《文选》“惟录张悛、桓温诸表。然晋代表疏,或文词壮丽,或择言雅畅,其弊或流于烦冗,为汉魏所无。又晋代学人,如司马彪、傅咸、吴商、孙毓、束皙、挚虞……郑袭之伦,其议礼之文,明辨畅达,亦文学之足述者也”[24](P2391)。作为学者和《文选》派的代表,刘师培最不满意于桐城的,便是他们的“枵腹蔑古”,没有学问,而六朝文学恰具博学为文的特色,所以受到刘的特别推崇。有论者评价说:“《中古文学史》中最有发明、创辟的是在六朝文的研究方面,对六朝诗赋的艺术价值及特征,则鲜有超过前人的见解。”这种评价,颇为妥当。
 +
 
 总之,刘师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活动,尤其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确实起到了垂之后世的“典范”作用。诚如有论者所言:“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文学史'作为一‘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
 
 总之,刘师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活动,尤其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确实起到了垂之后世的“典范”作用。诚如有论者所言:“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文学史'作为一‘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
 争议
+
 
 +
== 争议 ==
 
 刘师培在北大期间最为人诟病的一件事,是充任《国故》月刊的总编辑。此举一向被视为是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甚而被认作其“反动”本质不改的表征。
 
 刘师培在北大期间最为人诟病的一件事,是充任《国故》月刊的总编辑。此举一向被视为是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甚而被认作其“反动”本质不改的表征。
 
 刘师培进北大不久,便因以往的不良作为和“保守”的文化观念而为人訾议。曾为刘氏老友、此时同为中国文学门教授的黄节致函蔡元培说:“申叔为人,反复无耻,其文章学问纵有足观……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26](P308)在学生中,“新潮派学生对于辜(鸿铭)、刘(师培)二氏攻击之更不遗余力”,对此,一贯秉持“兼容并包”之办学思想的蔡元培开导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27](P23)渐渐地,刘师培凭着讲学著述的卓异成就赢得学生们的尊敬,不料一个刊物的创办却打乱了他宁静的书斋生活,使他不自觉地被卷入时代大潮的漩涡中。
 
 刘师培进北大不久,便因以往的不良作为和“保守”的文化观念而为人訾议。曾为刘氏老友、此时同为中国文学门教授的黄节致函蔡元培说:“申叔为人,反复无耻,其文章学问纵有足观……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26](P308)在学生中,“新潮派学生对于辜(鸿铭)、刘(师培)二氏攻击之更不遗余力”,对此,一贯秉持“兼容并包”之办学思想的蔡元培开导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27](P23)渐渐地,刘师培凭着讲学著述的卓异成就赢得学生们的尊敬,不料一个刊物的创办却打乱了他宁静的书斋生活,使他不自觉地被卷入时代大潮的漩涡中。
1919年1月26日,《国故》月刊社在刘师培宅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的月刊。它的发起始末是这样的:“岁初,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张煊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遂定期于张煊处讨论一次并草定简章数条,决定首谒教员征求同意,次向校长陈述。嗣谒诸教员皆蒙赞允,同学加入者甚夥,遂谒校长,请助经费。校长允与垫办,俟社中经费充裕时,再行偿还。次日用发起人二十人名义上校长函请款,支领开办费三百元,本社遂以成立矣。”刘师培、黄侃出任《国故》总编辑,陈汉章、马叙伦、康宝忠、吴梅、黄节、屠孝屠孝寔、林损、陈钟凡出任特别编辑,张煊、薛祥绥、俞士镇、许本裕等十名同学出任编辑。
+
1919年1月26日,《国故》月刊社在刘师培宅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的月刊。它的发起始末是这样的:“岁初,俞士镇、薛祥绥、[[ 杨湜]] 生、张煊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遂定期于张煊处讨论一次并草定简章数条,决定首谒教员征求同意,次向校长陈述。嗣谒诸教员皆蒙赞允,同学加入者甚夥,遂谒校长,请助经费。校长允与垫办,俟社中经费充裕时,再行偿还。次日用发起人二十人名义上校长函请款,支领开办费三百元,本社遂以成立矣。”刘师培、黄侃出任《国故》总编辑,[[ 陈汉章]] [[ 马叙伦]] [[ 康宝忠]] 、吴梅、黄节、屠孝屠孝寔、林损、[[ 陈钟凡]] 出任特别编辑,张煊、薛祥绥、俞士镇、[[ 许本裕]] 等十名同学出任编辑。
 +
 
 
1919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安福系的喉舌《公言报》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谓:“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亦有裨于文化。第不言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公言报》的这篇报道,立即遭到《国故》月刊社和刘师培的驳斥,刘在致《公言报》函中说:“读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正,是为至荷!”可见在刘师培眼里,提倡国故,“保存国粹”,并不意味着排斥新思潮,两者可并行不悖。但这种看法恐为刘的一厢情愿,因为从此之后,他便被视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的顽固、守旧一方的代表者之一,而且在习惯把拥护或反对新文化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之准绳的语境下,又有“反动”之嫌。不过今天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审视,刘师培的看法亦不无道理。
 
1919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安福系的喉舌《公言报》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谓:“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亦有裨于文化。第不言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公言报》的这篇报道,立即遭到《国故》月刊社和刘师培的驳斥,刘在致《公言报》函中说:“读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正,是为至荷!”可见在刘师培眼里,提倡国故,“保存国粹”,并不意味着排斥新思潮,两者可并行不悖。但这种看法恐为刘的一厢情愿,因为从此之后,他便被视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的顽固、守旧一方的代表者之一,而且在习惯把拥护或反对新文化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之准绳的语境下,又有“反动”之嫌。不过今天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审视,刘师培的看法亦不无道理。
 +
 
 本来刘师培在北大是“讲学而不论政”的,这或许是他吸取以往从政论政不得善果的教训所致。不过对于文化问题,他还是保有自己的观念并不时表露出来。相对而言,政治虽有其基本准则,但却是随局势变动不居的;而文化观念乃周围环境长期熏陶下所形成之价值取向,轻易难以改观。当然,在一定时期和特殊条件下,政治与文化是纠结在一起的,文化见解的差异往往被视作政治立场不同的表征,五四时期便是如此。刘师培本为“国粹派”学者,是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后最重要的撰稿人。该派学者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刘师培对此终生倡导之,尽管他曾一度在政治上信奉无政府主义。《国故》创刊前的1918年夏,刘师培等人即曾计划复刊《国粹学报》、《国粹汇编》,事虽未果,却表明他仍想继续当年的事业。此举曾遭鲁迅斥责:“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从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注:鲁迅:《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按刘师培曾为清廷做过暗探,又研究《文心雕龙》,故鲁迅讥讽他为“侦心探龙”。)鲁迅的这一态度,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化倡导者的基本立场。而且以鲁迅在当时和后世的地位与影响,他的看法自然成了评判是非的一个标准。以此为出发点,《国故》月刊当然也是该被贬斥的。不过若结合当时的语境考察鲁迅此言,当可看出这是在旧势力围攻新文化、政治态度与文化见解纠结在一起的情境下所发的愤激之言,因此一情境已导致“守旧即反对革新”、非此即彼的偏激认识,当然鲁迅疾恶如仇的个性使得其言辞格外尖锐、有力。如果超越这一特定情境(注:在此一特定情境之外,深具中国古典文化修养的鲁迅未见得会出此言。从鲁迅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刘师培并非全盘否定,且其《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亦可证明,平日严谨的学术研究著述与思想斗争时激愤的文字表达,在他那里是绝不混淆的。),从学理角度平心而论,刘师培出任《国故》总编辑,不过是他再次继续《国粹学报》时期的事业而已。
 
 本来刘师培在北大是“讲学而不论政”的,这或许是他吸取以往从政论政不得善果的教训所致。不过对于文化问题,他还是保有自己的观念并不时表露出来。相对而言,政治虽有其基本准则,但却是随局势变动不居的;而文化观念乃周围环境长期熏陶下所形成之价值取向,轻易难以改观。当然,在一定时期和特殊条件下,政治与文化是纠结在一起的,文化见解的差异往往被视作政治立场不同的表征,五四时期便是如此。刘师培本为“国粹派”学者,是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后最重要的撰稿人。该派学者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刘师培对此终生倡导之,尽管他曾一度在政治上信奉无政府主义。《国故》创刊前的1918年夏,刘师培等人即曾计划复刊《国粹学报》、《国粹汇编》,事虽未果,却表明他仍想继续当年的事业。此举曾遭鲁迅斥责:“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从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注:鲁迅:《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按刘师培曾为清廷做过暗探,又研究《文心雕龙》,故鲁迅讥讽他为“侦心探龙”。)鲁迅的这一态度,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化倡导者的基本立场。而且以鲁迅在当时和后世的地位与影响,他的看法自然成了评判是非的一个标准。以此为出发点,《国故》月刊当然也是该被贬斥的。不过若结合当时的语境考察鲁迅此言,当可看出这是在旧势力围攻新文化、政治态度与文化见解纠结在一起的情境下所发的愤激之言,因此一情境已导致“守旧即反对革新”、非此即彼的偏激认识,当然鲁迅疾恶如仇的个性使得其言辞格外尖锐、有力。如果超越这一特定情境(注:在此一特定情境之外,深具中国古典文化修养的鲁迅未见得会出此言。从鲁迅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刘师培并非全盘否定,且其《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亦可证明,平日严谨的学术研究著述与思想斗争时激愤的文字表达,在他那里是绝不混淆的。),从学理角度平心而论,刘师培出任《国故》总编辑,不过是他再次继续《国粹学报》时期的事业而已。
 +
 
 从《国粹学报》的基本主张来看,其宗旨虽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但对西学并不排斥,而是力主“会通”中西学术,即“学术所以观会通也……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藉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与此相对照,《国故》月刊的宗旨与主张颇为相类。“要之同人组织《国故》,其宗旨在昌明国学,而以发挥新义、刮垢磨光为急务。并非抱残守缺,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亦非故步自封,驳难新说。时至今日,学无新旧,唯其真之为是。凡学无论其属于国故,抑属于欧化,皆有研究之价值,皆当尽力发挥……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相斥。今之但知抄写欧化者,恒谓研究国故者无世界眼光。夫以国故为至高之学,谓即此已足,无事外求者,信乎其无世界眼光矣。然但知欧化而蔑视国故者,其无世界眼光正与之等。……吾为斯言,非反对输入欧化也,……不过借外说以补己说之不足耳。从这些论述来看,《国故》月刊与《国粹学报》显然一脉相承,宗旨都在昌明国学,但同时又不排斥西学或欧化。有人认为《国粹学报发刊辞》是刘师培所作,不论是否如此,作为刊物的《发刊辞》,其观点至少代表了包括刘在内的主办人的共同见解;而《国故》月刊上的主张亦必得到作为总编辑的刘师培的首肯,何况这种主张是他一向倡导的。所以,在刘师培那里,弘扬国粹与提倡以西学为代表的新潮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兼容并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所谓“国粹”也难逃西潮的影响,就像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
 
 从《国粹学报》的基本主张来看,其宗旨虽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但对西学并不排斥,而是力主“会通”中西学术,即“学术所以观会通也……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藉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与此相对照,《国故》月刊的宗旨与主张颇为相类。“要之同人组织《国故》,其宗旨在昌明国学,而以发挥新义、刮垢磨光为急务。并非抱残守缺,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亦非故步自封,驳难新说。时至今日,学无新旧,唯其真之为是。凡学无论其属于国故,抑属于欧化,皆有研究之价值,皆当尽力发挥……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相斥。今之但知抄写欧化者,恒谓研究国故者无世界眼光。夫以国故为至高之学,谓即此已足,无事外求者,信乎其无世界眼光矣。然但知欧化而蔑视国故者,其无世界眼光正与之等。……吾为斯言,非反对输入欧化也,……不过借外说以补己说之不足耳。从这些论述来看,《国故》月刊与《国粹学报》显然一脉相承,宗旨都在昌明国学,但同时又不排斥西学或欧化。有人认为《国粹学报发刊辞》是刘师培所作,不论是否如此,作为刊物的《发刊辞》,其观点至少代表了包括刘在内的主办人的共同见解;而《国故》月刊上的主张亦必得到作为总编辑的刘师培的首肯,何况这种主张是他一向倡导的。所以,在刘师培那里,弘扬国粹与提倡以西学为代表的新潮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兼容并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所谓“国粹”也难逃西潮的影响,就像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
 在刘师培任总编辑的《国故》一至四期中,他先后发表了《毛诗词例举要》(略本)、《礼经旧说考略》、《蜀学祀文翁议》、《退郛诗钞序》、《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名原序》、《音论序赞》、《中庸说》、《象尽意论》、《隐士秦君墓志铭》等一系列学术论著、序跋文和碑铭等,皆为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学理性探讨之作,无一攻击新文化之文,甚至连与此相关的些许议论也没有。仅从这些论著来看,很难与后人所说的“封建复古”挂上钩。当然,刘师培不等于《国故》,《国故》月刊社里并非没有攻击新文化之人。据周作人回忆,该刊虽奉刘师培为首,但主办者实为号称“黄门侍郎”的黄侃的弟子们,刘“只顾做他的考据文章,别无主张”,其实他并不关心这场斗争。《国故》月刊里仅有的几篇站在新文化对立面的文章皆出自黄侃和弟子张煊、薛祥绥之手,即黄侃的《题词》、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言文合一平议》、薛祥绥的《讲学救时议》(注: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一文中有反对新文化的内容,但亦倡会通中西之义,不可简单归类。这里姑且归入此类。),而且黄侃专以谩骂新文化及其倡导者为能事,这与刘师培形成鲜明对照。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学的兴起,这是所谓新旧两派之争的关键。据台静农回忆,“中文系新旧对立,只是文言白话之争。如反军阀统治,要求科学与民主,中文系新旧人物,似乎没有什么歧见”。身为中文系的教授,刘师培“在课堂上绝少批评新文学,他主张不妨用旧有的文章体裁来表达新思想,这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此种态度,与他早年在《中国白话报》上大量撰写白话文和肯定“俗语入文”、“通俗之文”相比(注:“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见刘师培:《论文杂记》,《刘申叔遗书》第711页。),固然是倒退了,但与极力攻击新文学的林纾等人的立场是有区别的,与黄侃对白话文的激烈反对态度亦不可同日而语。(注:黄侃“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见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杨亮功先生丛著》第664页。)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刘师培是较为温和的,尽管他亦站到了白话文的对立面,回到了《文选》家的立场。
+
 
 和陈独秀的关系
+
 在刘师培任总编辑的《国故》一至四期中,他先后发表了《毛诗词例举要》(略本)、《礼经旧说考略》、《蜀学祀文翁议》、《退郛诗钞序》、《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名原序》、《音论序赞》、《中庸说》、《象尽意论》、《隐士秦君墓志铭》等一系列学术论著、序跋文和碑铭等,皆为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学理性探讨之作,无一攻击新文化之文,甚至连与此相关的些许议论也没有。仅从这些论著来看,很难与后人所说的“封建复古”挂上钩。当然,刘师培不等于《国故》,《国故》月刊社里并非没有攻击新文化之人。据周作人回忆,该刊虽奉刘师培为首,但主办者实为号称“黄门侍郎”的黄侃的弟子们,刘“只顾做他的考据文章,别无主张”,其实他并不关心这场斗争。《国故》月刊里仅有的几篇站在新文化对立面的文章皆出自黄侃和弟子张煊、薛祥绥之手,即黄侃的《题词》、[[ 张煊]] 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言文合一平议》、薛祥绥的《讲学救时议》(注: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一文中有反对新文化的内容,但亦倡会通中西之义,不可简单归类。这里姑且归入此类。),而且黄侃专以谩骂新文化及其倡导者为能事,这与刘师培形成鲜明对照。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学的兴起,这是所谓新旧两派之争的关键。据台静农回忆,“中文系新旧对立,只是文言白话之争。如反军阀统治,要求科学与民主,中文系新旧人物,似乎没有什么歧见”。身为中文系的教授,刘师培“在课堂上绝少批评新文学,他主张不妨用旧有的文章体裁来表达新思想,这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此种态度,与他早年在《中国白话报》上大量撰写白话文和肯定“俗语入文”、“通俗之文”相比(注:“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见刘师培:《论文杂记》,《刘申叔遗书》第711页。),固然是倒退了,但与极力攻击新文学的林纾等人的立场是有区别的,与黄侃对白话文的激烈反对态度亦不可同日而语。(注:黄侃“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见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杨亮功先生丛著》第664页。)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刘师培是较为温和的,尽管他亦站到了白话文的对立面,回到了《文选》家的立场。
 +
 
 +
== 和陈独秀的关系 ==
 
 刘师培与新文化“领袖”陈独秀的关系也很耐人寻味。刘是由陈引荐进北大的,时逢新文化运动,在人们心目中,两人俨然分别成了“旧派”和“新派”的首领,似乎该针锋相对,但实情恰恰相反,“两人感情极笃,背后也互相尊重,绝无间言”。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公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刘师培迅即与马裕藻、马叙伦、马寅初等几十位教授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将其释放。当然,陈独秀与刘师培是老友,关系自非一般,但在五四时期那种文化与政治纠结在一起——文化见解之差异往往被视作政治立场之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两人仍保持如此良好的关系,当能说明一些问题。或将刘师培之所为与欲借军阀势力镇压新文化运动的林纾的言行相较,更能看出陈刘相关的意义。如果放开视界来看,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运动“在人物谱系上有一种承接的渊源”,任职于北大的部分新文化倡导者和一些对此持不同态度的文科教授,同为当年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陈独秀与刘师培仅是其中的两个代表而已。“这两批赞成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原辛亥革命党人之间,在进入北大前,不少有师生、师友或共事革命的同志关系,交谊并不寻常。甚至可以说,如果不用太对立立场看待他们,在北洋军阀政府牢笼下的北京大学,能在蔡元培主持下,校政教务有大兴革,来自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以及来自维护传统的文化保守派的支持,相信也是原因。其关键当然是同样有辛亥革命党人的背景。”
 
 刘师培与新文化“领袖”陈独秀的关系也很耐人寻味。刘是由陈引荐进北大的,时逢新文化运动,在人们心目中,两人俨然分别成了“旧派”和“新派”的首领,似乎该针锋相对,但实情恰恰相反,“两人感情极笃,背后也互相尊重,绝无间言”。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公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刘师培迅即与马裕藻、马叙伦、马寅初等几十位教授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将其释放。当然,陈独秀与刘师培是老友,关系自非一般,但在五四时期那种文化与政治纠结在一起——文化见解之差异往往被视作政治立场之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两人仍保持如此良好的关系,当能说明一些问题。或将刘师培之所为与欲借军阀势力镇压新文化运动的林纾的言行相较,更能看出陈刘相关的意义。如果放开视界来看,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运动“在人物谱系上有一种承接的渊源”,任职于北大的部分新文化倡导者和一些对此持不同态度的文科教授,同为当年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陈独秀与刘师培仅是其中的两个代表而已。“这两批赞成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原辛亥革命党人之间,在进入北大前,不少有师生、师友或共事革命的同志关系,交谊并不寻常。甚至可以说,如果不用太对立立场看待他们,在北洋军阀政府牢笼下的北京大学,能在蔡元培主持下,校政教务有大兴革,来自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以及来自维护传统的文化保守派的支持,相信也是原因。其关键当然是同样有辛亥革命党人的背景。”
 +
 
 总之,刘师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行尤其是出任《国故》总编辑的举动,不可简单归结为“倒退复古”、与新思潮相对抗,甚而认作为其“反动”本质不改的表现。他不过是秉其一贯的文化观念行事,但在当时的特殊语境下,客观上站到了新文化的对立面。若超越这一特殊语境来看,其中的是非功过,还有待进一步研讨。(注:有学者认为,像刘师培这样的“国粹学派”中人“是否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还大可商榷”,参见罗志田:《自序》,《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若依此思路,尚有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需重新思考。)
 
 总之,刘师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行尤其是出任《国故》总编辑的举动,不可简单归结为“倒退复古”、与新思潮相对抗,甚而认作为其“反动”本质不改的表现。他不过是秉其一贯的文化观念行事,但在当时的特殊语境下,客观上站到了新文化的对立面。若超越这一特殊语境来看,其中的是非功过,还有待进一步研讨。(注:有学者认为,像刘师培这样的“国粹学派”中人“是否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还大可商榷”,参见罗志田:《自序》,《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若依此思路,尚有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需重新思考。)
 +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病去世,享年36岁。12月3日,在妙光阁出殡、出祭,“丧事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中国文学系诸同学参与“共同料理丧事,将刘先生遗著检齐,送交北大图书馆保存”。翌年3月,也是由陈独秀派刘师培之弟子刘文典等人送灵柩回其故乡扬州安葬。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病去世,享年36岁。12月3日,在妙光阁出殡、出祭,“丧事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中国文学系诸同学参与“共同料理丧事,将刘先生遗著检齐,送交北大图书馆保存”。翌年3月,也是由陈独秀派刘师培之弟子刘文典等人送灵柩回其故乡扬州安葬。
 +
 
 刘师培在北大前后不足三年,但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很丰厚的;一方面他以国学大师之身为北大贡献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为纪念百年校庆而出版的《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中,“文学卷”、“史学卷”、“哲学卷”皆收有刘师培的文章,其贡献于此可见一斑。),尤其是以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实绩垂范于世,令后学至今受益;另一方面他为时代大潮裹挟,在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一个向来令人非议的角色,但其中的是是非非还远未穷尽,今天仍有再讨论的必要,而且讨论这样的话题,对于思考政治与文化的关系,重新界定代近中国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是极为有益的。
 
 刘师培在北大前后不足三年,但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很丰厚的;一方面他以国学大师之身为北大贡献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为纪念百年校庆而出版的《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中,“文学卷”、“史学卷”、“哲学卷”皆收有刘师培的文章,其贡献于此可见一斑。),尤其是以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实绩垂范于世,令后学至今受益;另一方面他为时代大潮裹挟,在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一个向来令人非议的角色,但其中的是是非非还远未穷尽,今天仍有再讨论的必要,而且讨论这样的话题,对于思考政治与文化的关系,重新界定代近中国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是极为有益的。
 +
 
== 参考文献 ==
 
== 参考文献 ==
 
[1] 台静农.《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A].龙坡杂文[C].台北:洪范书店,1988.
 
[1] 台静农.《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A].龙坡杂文[C].台北:洪范书店,1988.
 +
 
[2] 文科本科现行课程[J].北京大学日刊.1917-11-29.
 
[2] 文科本科现行课程[J].北京大学日刊.1917-11-29.
[3] 国立北京大学八年至九年度学科课程一览[C].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
 
 +
[3] 国立[[ 北京大学]] 八年至九年度学科课程一览[C].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
 
 
[4]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A].杨亮功先生丛著[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
 
[4]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A].杨亮功先生丛著[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
[5]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6]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A].刘申叔遗书[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5] [[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C].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
[6]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A].刘申叔遗书[C].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7] 国文研究所研究科时间表[J].北京大学日刊.1917-12-04.
 
[7] 国文研究所研究科时间表[J].北京大学日刊.1917-12-04.
 +
 
[8] 文科国文学研究所启事[J].北京大学日刊.1919-03-20,(24).
 
[8] 文科国文学研究所启事[J].北京大学日刊.1919-03-20,(24).
 +
 
[9] 北京大学日刊.1918-06-24、25.
 
[9] 北京大学日刊.1918-06-24、25.
[10] 北京大学日刊.1919-03-26.
+
 
[11] 刘师培致公言报函[J].北京大学日刊.1919-03-24.
+
[10] 刘师培致公言报函[J].北京大学日刊.1919-03-24.
[12] 北京大学日刊.1918-06-03.
+
 
[13]王森然.李泰fēn@①先生评传[A].近代名家评传:初集[C].北京:三联书店,1998.
+
[11] 北京大学日刊.1918-06-03.
[14] 奏定大学堂章程[A].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
 
[15]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A].北大精神及其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
[12][[ 王森然]].李泰fēn@①先生评传[A].近代名家评传:初集[C].北京:三联书店,1998.
[16] 黄焯.记先从父季刚先生师事余杭仪征两先生事[A].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C].北京:三联书店,1985.
+
 
 +
[13] 奏定大学堂章程[A].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C].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
 
 +
[14]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A].北大精神及其他[M].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
 
 +
[15] 黄焯.记先从父季刚先生师事余杭仪征两先生事[A].量守庐学记——[[ 黄侃]] 的生平和学术[C].北京:三联书店,1985.
 +
 
 +
== 参考资料 ==
 +
{{reflist}}
 +
 
 +
 
 +
[[Category:文学家]]
 +
[[Category:教育家]]

於 2019年11月30日 (六) 15:39 的最新修訂

劉師培
劉師培
原文名 Shipei Liu
出生 1884年
中國江蘇儀征
逝世 1919年11月20日(1919-11-20)(34–35歲)
國籍 中國
職業 經學家
知名作品 劉申叔先生遺書
左盦集

劉師培,(1884年-1919年),字申叔,號左盦(庵),漢族,江蘇儀征人。劉貴曾之子、劉文淇曾孫。著有《左盦集》八卷、《左盦外集》二十卷、《左盦詩錄》四卷、《詞錄》一卷。 著有論經學(以小學、左傳學為主)、史學(開創近代中國學術史體)、文學(主張「六朝文」,維護揚州學派駢文之文統)專著七十四種。收入民國二十三年(1934)寧武南氏刊本《劉申叔先生遺書》。該本號稱最善,然時值日本扶植滿洲國,劉師培於《民報》時期所撰論滿洲非中國種族之文字俱被刊落,又早期刊發於報刊之文字,失收亦頗多。

人物生平

在母親李汝諼的教授下,他8歲就開始學《周易》辨卦,12歲讀完四書五經,並開始學習試帖詩,有《水仙花賦》、《鳳仙花詩一百首》等。1897年起開始研究《晏子春秋》。

1902年劉師培中舉,次年在上海結識章太炎,並改名光漢,歸途經過上海,結識了章太炎,撰寫《攘書》等,參入反清宣傳。1904年春,劉師培參加開封會試。臨行前,作《留別揚州人士書》,呼籲創辦新式學堂、鼓勵出洋留學。落第回鄉後回揚州,創辦師範學會和協助揚州鄉人出洋留學社,發表《論留學生之非叛逆》,支持學生運動;又作《黃帝紀年論》,提出以黃帝紀年取代封建帝王紀年。同年秋,劉師培受王無生(字郁仁)的影響,到上海與章太炎、蔡元培謝無量等一起參加反清革命,參與《俄事警聞》、《警鐘日報》和《國粹學報》的編輯工作,積極為《中國白話報》撰稿,用通俗的語言,向民眾宣傳普及革命主張,作《中國民族志》。當年《警鐘日報》遭清政府查封,至浙江平湖避難。

1905年,劉師培參與編輯的《警鐘日報》,為之撰稿,先後刊發《周末學術史序》、《南北學術不同論》、《論文雜記》等著作,為近代學科意義上中國史學、文學、學術史研究之先驅。又受章太炎啟發,撰寫《小學發微》,引用西方社會學學理,重新闡釋清儒文字音韻之學。由於公開辱罵德國人遭通緝,化名金少甫,逃亡嘉興,協助敖嘉熊處理同盟會溫台處會館事務。

1906年春,劉師培至蕪湖,與陳獨秀在安徽公學組織岳王會和黃氏學校,宣傳革命,同時編輯出版了《中國文學教科書》、《倫理學教科書》、《經學教科書》和江蘇、安徽、江寧《鄉土歷史教科書》等。

1907年春節,應章太炎等邀請,劉師培夫婦東渡日本,結識孫中山黃興陶成章等革命黨人,參加同盟會東京本部的工作,與章太炎等參與民起亞洲和親會,先後發表了《普告漢人》、《悲佃篇》、《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等。 同年6月,受日本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劉師培夫婦發起成立「女子復權會」和「社會主義講習會」,創辦《天義報》和《衡報》,宣傳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提倡廢除等級制度,實現人權平等,實行無政府主義,鼓吹女權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組織翻譯《共產黨宣言》和苦魯鮑特金《麵包掠奪》、《總同盟罷工》等,在同盟會之外另立旗幟。因為留日期間費用巨大,迫於經濟壓力,加上日本警方監視日嚴,《衡報》因經費困難被迫停辦。 因為留日期間費用巨大,迫於經濟壓力,加上章太炎擬赴印度學佛,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被端方收買,作《上端方書》,獻「弭亂之策十條」,背叛革命,充當端方暗探。於是組織齊民社,舉辦世界語講習所,並與章太炎關係破裂。加上日本警方監視日嚴,《衡報》因經費困難被迫停辦,於1908年11月全家回國。

1909年,劉師培夫婦在上海充當端方暗探,因出賣張恭,姻弟汪公權被王金髮擊斃。於是劉師培公開入幕,為端方考訂金石,兼任兩江師範學堂教習。又拜徐紹楨為師,研究天文曆法。端方調任直隸總督,劉師培隨任直隸督轅文案、學部諮議官等職。1911年隨端方南下四川,鎮壓保路運動,在資州被革命軍拘捕。辛亥革命勝利後,章太炎發表保劉宣言,稱他為方孝孺式的讀書種子。蔡元培亦發表赦劉通信,讚揚他學問淵懿,通古知今。於是孫中山致電資州分府,令其釋放劉師培。後任成都國學院副院長,兼四川國學學校課,講授《左傳》、《說文解字》等,與謝無量、廖季平(廖平)、吳虞等共同發起成立四川國學會。作《廢舊曆論》等。

1913年6月與南下尋夫的何震沿江北上山西,二人均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師。後由南氏介紹,劉師培投靠閻錫山,任高等顧問。又由閻錫山推薦給袁世凱,任教育部編審,參政院參政,上大夫。

1915年8月,與楊度等發起成立籌安會,作《君政復古論》、《聯邦駁議》,為袁世凱稱帝鼓吹。洪憲帝制失敗後,流落天津。

1917年,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先後開設「六朝文學」、「文選學」等課程,有《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傳世,為近現代中國文學史研究首屈一指之巨著。1919年1月,與黃侃等成立「國故月刊社」, 成為國粹派,在北大主導發起《國故學刊》。

1919年11月20日因肺結核病逝於北京,年僅36歲。

人物貢獻

劉師培早年在日本向大杉榮君學習世界語,並在《天義》、《衡報》等刊物上宣傳世界語。據說1908年從日本返回上海後,曾大力提倡世界語,建立世界語組織。

劉師培作為經學大師,在繼承《左氏》家學的同時,善於把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來,開拓了傳統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他運用進化論思想研究古代社會生活的《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讀書隨筆》、《國學發微》、《小學發微補》等,具有開創意義;關於《左傳》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征》、《春秋左氏傳例略》、《春秋左氏傳答問》、《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讀左札記》等。他研究《周禮》所著的《周禮古注集疏》、《禮經舊說考略》、《逸禮考》以及《古書疑義舉例補》、《論文札記》等,都有較高的學術地位。

在日本時,他與章太炎(字枚叔)齊名,當時有「二叔」的說法。他在北京大學時編的《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魯迅先生在1928年時說:「我看過的已刊的書(指中國文學史一類),無一冊好。只有劉申叔的《中古文學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錯字太多。」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著名演講中,魯迅推薦說:「研究那時的文學,現在較為容易了,因為已經有人做過工作……輯錄這時代文學講座有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同時聲明:「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里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詳一點。」[1] 劉師培對清初湯斌等人的偽道學也有清醒的認識,使這些以道學之名博取顯宦名位的伎倆曝露於陽光之下:清初湯斌、陸隴其「以偽行宋學」,而「配享仲尼」,從此「偽學之風昌」,把理學稱為「偽學」,還預備專門立有「學案」;魏象樞、李光地等人,「鬻道於虜,炫寵弋榮」;閻若璩、胡渭、毛奇齡,「以博學自鳴」,投靠清廷,「行尤卑」;段玉裁、洪亮吉、孫星衍入仕「以貪黷名」、「嗜利若渴」。

人物故居

劉師培故居,建造於清中期的江蘇揚州「青溪舊屋」,是清代嘉慶至咸豐年間著名經學家劉文淇故居,也是其曾孫、中國近代著名國學大師劉師培故居。劉氏家族是自清嘉慶至民國時期數代相傳的書香世家,其學術影響貫通中外。位於東圈門老街中段14號,門口有「清溪舊屋劉宅」的木牌。現有後人居住,不開放參觀。[2]

主要著作

《中國民約精義》 《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 《黃帝紀年論》 《漢宋學術異同論》 《中古文學史》

人物事跡

風雲人物

清末民初,劉師培是個風雲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不斷有令人矚目的表演,從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到清廷幕僚、籌安會「六君子」之一,又在學術舞台上連創佳績,甚至與章太炎齊名,並稱「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劉師培字申叔)。這樣一位橫跨政、學兩界的聲名顯赫之人,其生命里程的最後三年(1917至1919年)是在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度過的。此時的北大,正處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劉師培在校本以講學育人為主,且取得垂範後世的成就,但在這一時代大潮的裹挾之下,也無法完全置身事外。考察劉師培在北京大學的這番經歷,顯然有益於完善北大校史,亦有助於在細節上深化對以北大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

北大文科學長

1917年初,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隨即援引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就職不久,即向蔡元培推薦因擁袁稱帝失敗而避居天津的劉師培來北大任教。據與晚年陳獨秀來往密切的臺靜農說:「關於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據我聽到的,還是陳獨秀先生的意思。當袁世凱垮台後,獨秀去看他,借住在廟裡,身體羸弱,情形甚是狼狽。問他願不願教書,他表示教書可以,不過目前身體太壞,需要短期休養。於是獨秀跟蔡先生說,蔡先生也就同意了。」實際上,蔡元培與陳獨秀皆是劉師培的舊友。1903年,劉師培在上海分別與兩人相識,而且也是他在和蔡元培編輯《警鐘日報》時,首先向蔡提及陳獨秀(註:「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陳獨秀字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見《蔡元培自述》,轉引自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譜》上冊,從而使蔡對陳留下深刻印象。此後雖因劉師培政治立場的變化導致他與蔡、陳的關係有所疏遠,但蔡、陳二人始終是關注他的動向並在關鍵時刻施以援手的(註:如在1912年初,當劉師培因隨端方去四川鎮壓保路運動而被革命後建立的新政權四川軍政府資州軍政分府拘留時,身為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先是在不知其音信的情形下與章太炎聯名在《大共和日報》上刊登《求劉申叔通信》,稱:「劉申叔學問淵深,通知今古,前為宵人所誤,陷入范籠。今者,民國維新,所望國學深湛之士提倡素風,任持絕學。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難測。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於國粹學報館,以慰同人眷念。」在得知劉師培下落後,蔡元培又以教育部名義致電四川,要求將劉護送來部,「以崇碩學」。(載《臨時政府公報》第1號)同時,身為安徽都督府秘書長的陳獨秀也與人共同致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希望對劉師培能「矜全曲為寬宥」,「延讀書種子之傳,俾光漢(劉師培曾用名劉光漢)得以課生著書贖罪」。(載《臨時政府公報》第2號)可見他們都視劉師培為飽學之士,人才難得,不忍見其獲罪。),尤其是陳獨秀。所以這次陳向蔡薦舉劉師培,蔡欣然接受,亦是順理成章之事,何況劉以國學大師著稱,蔡又以「兼容並包」為辦校宗旨。

中國文學門教授

劉師培進入北大後,出任中國文學門(1919年改為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導教師,並為國史編纂處纂輯員,月薪280元。(註:《北京大學文科一覽》(民國七年度),北京大學檔案館藏。)他所擔任的課程有:1917至1918學年,「中國文學」(一年級、二年級每周各三小時)、「中國古代文學史」(二年級每周三小時);1918至1919學年,「中古文學史」(二年級每周二小時)、「文(中國文學)」(三年級每周六小時);(註:《北京大學文科一覽》(民國七年度),北京大學檔案館藏。)1919至1920學年(註:劉師培於1919年11月20日去世,故該學年僅完成小部分教學任務。),「文學史」(二年級每周二小時)、「文(中國文學)」(三年級每周四小時)。此時的中國文學門,人才薈萃,與劉師培共同執教的有黃侃、黃節、吳梅、錢玄同、周作人朱希祖等,俱為一時之選。聽講的學生有羅常培楊振聲俞平伯傅斯年許德珩鄭天挺羅庸楊亮功夏承棟張煦等,大都在後來卓有成就。關於劉師培的教學情形,楊亮功曾有回憶:「劉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學史,他所講的是漢魏六朝文學源流與變遷。他編有《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但上課時總是兩手空空,不攜帶片紙隻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講下去。聲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經驗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寫字,不得已時偶爾寫一兩個字,多是殘缺不全。」「劉先生教我們於漢魏六朝文學中每人任選擇一兩家作專題研究。他認為研究任何一家文學必須了解其師承所自、時代背景及其個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兩家。有一時期我專致力於魏晉六朝文學,這也是受了劉先生的影響。劉先生在北大授課時肺病已到第三期,身體虛弱,走起路來搖搖欲倒,真是弱不禁風。他在颳風下雨的時候,照例是請假。」(P661)馮友蘭也回顧道:「當時覺得他的水平確實高,像個老教授的樣子,雖然他當時還是中年。他上課既不帶書,也不帶卡片,隨便談起來,就頭頭是道。援引資料,都是隨口背誦。當時學生都很佩服。」蔡元培亦說:「君(指劉師培)是時病瘵已深,不能高聲講演,然所編講義,元元本本,甚為學生所歡迎。」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學門先後分別成立了研究所,劉師培與其他教授一樣,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國文門的指導教師。他所指導的研究科目起初為「文」和「文學史」,定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星期四分別與「文學史」、「文」兩個方向的研究員(註:按研究所規則規定,凡本校畢業生都可以志願入所研究,本校高年級學生及與本校畢業生有同等程度的學者,經研究主任或校長認可後亦皆可入所研究,這些人均稱為研究員。)會面1小時,研討該主題下的具體問題。後來具體日期稍有調整,但仍是每月分別指導一次。從1918學年起,劉師培所擔任的研究科目調整為經學、史傳、中世文學史、諸子四科,國文教員中,他擔任的科目最多,次為黃侃,擔任自漢至隋文、文選、文心雕龍三科,余者僅擔任一科,如朱希祖:晉以前詩史;錢玄同:文字學(形體、音韻);吳梅:中國曲史;劉半農:中國謠諺史;周作人:唐以前小說史。(註:《北京大學文科一覽》(民國七年度),北京大學檔案館藏。)由此可以看出,身為國學大師的劉師培,因具有廣博的知識素養和造就(其所擔任的四科已橫跨經、史、子、集四部),能予所指導之研究者以貫通的學術訓練,這在當時已形成多專家而乏通人之格局的教授隊伍里至為難得。不過,由於身體欠佳,後來他已很難定期指導,只能時而與諸研究員開會研討。

國史編纂處纂輯員

在擔當中國文學門教授、文科研究所導師的同時,劉師培還被聘為國史編纂處纂輯員。袁世凱當政時,曾聘湖南名士王闓運主持成立了國史館,王死後,機構徒有虛名。1917年6月26日,教育部決定將國史館併入北京大學,改為國史編纂處,以蔡元培校長兼任處長。國史編纂處分纂輯與徵集二股,纂輯股纂輯民國史及歷代通史,徵集股掌徵集一切史料。不久,蔡元培便聘劉師培、屠寄、錢恂、張相文、葉瀚、沈兼士、周作人等為纂輯股纂輯員。1918年2月28日,教育部批准了國史編纂處報送的國史編纂略例,該略例規定:「通史部先編長編及辭典」,「長編分為政治史、文明史兩種。政治史長編分為年表、大事記及志三類。……文明史分為經濟、風俗、宗教、科學、哲學、文學、美術等類」。「長編寫定後,始由專門史學家編為通史。」各纂輯員按此規定有所分工,劉師培負責通史部政治史長編之「志」和文明史長編之「風俗」。他為這項工作付出了很大心力,在事務員與書記的協助下,很快就編出大量稿本。在1918年6月20日召開的國史編纂處會議上,他所提交的編纂報告為:「一、文明史風俗類,預定長編六冊(三代一冊、秦漢一冊、三國南北朝一冊、唐五代一冊、宋遼金元一冊、明清一冊),已編纂長編三冊(三代一冊經傳已采畢,子書采輯過半;三國南北朝一冊正史采畢,余尚未采)。二、政治史志(三國南北朝),預定長編十二冊,已編長編四冊(歷律一冊缺周隋,兵一冊采至齊梁,輿服一冊采至齊梁,職官一冊晉以下未采,凡已見正史各志均未采)。」在1919年3月上報的《國史編纂報告》中,又有《纂輯員劉師培報告書》,內容為:「(一)政治史長編冊數三十六冊:歷律志長編三冊、兵志長編七冊、禮志長編十三冊、刑法志長編五冊、樂志長編四冊、輿服志長編四冊;(二)文明史長編冊數二十七冊:三代風俗史長編六冊、秦漢風俗史長編九冊、三國風俗史長編二冊、六朝風俗史長編十冊。」這一工作實為編纂完善的中國政治史和專門史(文明史實即各類專史)打下了良好基礎,而且對劉師培而言,他早年(1905、1906年)所編《中國歷史教科書》既已采專史合編形式,其專史分類與國史編纂處此次的分類大致相符,所以他做起這項工作來駕輕就熟,成效顯著。遺憾的是,當五四運動發生,蔡元培離京出走之際,徐樹錚乘機向國務院提出以消北大國史編纂處,收回直屬國務院,仍稱國史館,致使這項工作被迫中斷,所取得的成績完全付之流水了。

不問世事

除教學和研究活動外,平日裡劉師培是不大在校園中露面的,他自己說,因「抱疾歲余,閉關謝客,於校中教員素鮮接洽」。周作人也回憶道,與劉師培「同在國文系裡任課,可是一直沒有見過面;總計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說的文科教授會裡,遠遠的望見他,那時大約他的肺病已經很是嚴重,所以身體瘦弱,簡單的說了幾句話,聲音也很低微,完全是個病夫模樣,其後也就沒有再見到他了」(註:周作人:《周作人文選:自傳•知堂回想錄》第430、431頁。按周作人之回憶個別細節有誤,他並非在北大僅見過一次劉師培,查《北京大學日刊》,兩人至少在國史編纂處會議上見過面,如1917年12月5日的會議,兩人同時出席。不過說劉師培深居簡出,總體上是對的。)。不過儘管如此,劉師培也並非不問世事,有些校內事務還是參與的。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進德會,徵求會員,劉師培很快便加入其中,並在6月1日與蔡元培、陳獨秀章士釗沈尹默、傅斯年、羅家倫等一同當選為該會評議員。同年4月30日,《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編竣發行,劉師培在其上發表《題詞》,以所擅長的華麗駢文表示對北大建校二十載的祝賀。另外,應李泰fēn@①之請,還曾在經學上指教於他。

中國文學建樹

在北大的三年裡,劉師培學術上所做影響最為深遠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關「中國文學」、「文學史」課程的講授與《中國古文學史講義》的出版,它使《文選》派在文派之爭中獲得勝利,並在文學史的教學與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後世的「典範」。

北大之有「文學史」課程,是從1903年開始的。這年頒布的《秦定大學堂章程》,規定京師大學堂之「中國文學門」需開設「西國文學史」、「歷代文章流別」等課程,並提醒教員「歷代文章流別」一課,可仿日本的《中國文學史》「自行編纂講授」。此前講授「詞章」,以吟誦、品味、模擬、創作為主,着眼於訓練技能;如今改為「文學史」,則是一種知識傳授,並不要求配合寫作練習,「此舉更接近日本及歐美漢學家的研究思路」。1904年,國文科教員林傳甲刊印了他的講義《中國文學史》,是為第一部借鑑和運用西方文學史著述體例而撰之中國文學史。

1906年起,桐城派古文家的勢力開始在京師大學堂文科居於優勢。這年,對桐城文章情有獨鐘的古文家兼翻譯家林紓進入大學堂任教(註:目林紓為桐城派已為一般論者所認同,「實際上林紓從未認為自己屬於桐城派,當時桐城派的幾位主要人物也從未將他列入門牆」。見王楓:《林紓非桐城派說》,《學人》第9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620頁。所以這裡是將林紓作為桐城派的同盟者來看待。),不久桐城派的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先後進入任教,姚永概還曾一度擔任文科教務長,桐城派就此穩居上風。他們的課堂講授和有關講義非從文學史入手,而是回到了傳統文論的老路上去,與當時增加「文學史」課程的要求不符。1913年何yù@④時任北大校長後,謀求對學校加以整頓,結果是林紓與姚永概因校園裡的人事糾紛及文派之爭,一併去職。第二年,胡仁源出長北大,夏錫祺被任命為文科學長,開始引進章太炎一系的學者,章的弟子馬裕藻、沈兼士、錢玄同、黃侃等陸續進入北大任教。黃侃在北大講授《文心雕龍》,其後匯集講義而成《文心雕龍札記》一書,頗得時譽,成為代表《文選》派的文論名著。與此同時,姚永朴仍在北大講授桐城派的理論,著《文學研究法》,亦頗得時譽。雙方在文學觀念上針鋒相對,但桐城派自林紓、姚永概離去後已是元氣大傷,《文選》派則有章門弟子作後盾而士氣正旺,所以後者漸占上風。

黃侃雖是章太炎的弟子,但在文學理論方面更多受到劉師培的影響。兩人年歲相若,結識甚早,一直保持着朋友的關係。同在北大任教時,黃侃自覺經學不及劉師培,竟拜劉為師。劉師培的學說,是《文選》派的後勁,儘管他1917年方任教北大,但他的文學主張十年前就已獨樹一幟。作為揚州後學,他繼承並發展了鄉先賢阮元的文學思想,強調「駢文一體,實為文體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學空疏,以六朝之前為駢體,以昌黎諸輩為古文,文之體例莫復辯,而文之製作亦不復睹矣。近代文學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於方、姚之文,奉為文章之正軌。由斯而上,則以經為文,以子史為文;由斯以降,則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17](P1646)。可見他對桐城派甚為不滿,故加以指斥。(註:在《論近世文學之變遷》等文中,劉師培亦多有指斥桐城之言,如「枵腹之徒,多托於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於義法,未能神明變化。故文學之衰,至近歲而極。」見《劉申叔遺書》第1648頁。)對於劉師培的文學觀念,章太炎並不完全贊同,黃侃則折衷師說,推陳出新,但見解上更靠近劉師培。黃、劉二人1917年在北大攜手共講「中國文學」課(註:在當時的中國文學門中,一年級「中國文學」課每周六小時,黃侃、劉師培各授三小時;二年級「中國文學」課每周七小時,黃侃四小時,劉師培三小時。見《文科本科現行課程》,《北京大學日刊》1917年11月29日。),使《文選》派一舉占領北大講壇。而姚永朴也恰在這一年離開北大,象徵着桐城文派的退出講台。

從此,北大由崇尚唐宋古文,轉為提倡魏晉六朝文。當然,「其後白話盛行,兩派之爭,泯於無形」[18](P243)。但《文選》派所推崇的魏晉風度、六朝文章,經章太炎及魯迅、周作人兄弟的努力轉化,卻成為現代中國最值得重視的傳統文學資源。

對於「文學史」,劉師培並不陌生。早在1905年,他就以《文章原始》、《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文學不同論》等文縱論文章之起源、發展歷程和不同地域的文學發展歷史,且引澀江保的《羅馬文學史》證明文學變遷之理,「昔羅馬文學之興也,韻文完備,乃有散文;史詩既工,乃生戲曲。而中土文學之秩序適與相符,乃事物進化之公例,亦文體必經之階級也」。隨後他又編出《中國文學教科書》第一冊(註:該書名為「文學」教科書,實為「小學」教科書,劉師培在書前序例中說:「文學基於小學……編輯國文教科書,首明小學,以為析字之基,庶古代六書之教普及於國民,此則區區保存國學之意也。」「此編為《中國文學教科書》第一冊,計三十六課,以詮明小學為宗旨。」見《劉申叔遺書》第2117頁。)、《中國歷史教科書》、《經學教科書》等概述學科演變歷程的「講義」式著作,從而熟知此類著作的編寫「義法」。所以一當進入北京大學,講授文學史,編寫教科書,在他那裡是駕輕就熟。自然,他在北大講授文學史,還有一重意義,那就是摒棄了桐城派以傳統文論代文學史的套路,恢復了當年林傳甲編《中國文學史》時的初衷——以「文學史」作為知識傳授的主要途徑。而且從此以後,「文學史」的講授格局基本被固定下來,形成較穩定的理路與方法,一直延續至今。當然這不是劉師培一個人努力的結果,當時與他同開各類文學史課程的朱希祖(亦為章門弟子)、吳梅、周作人等亦功不可沒。

講授內容

劉師培在北大時的講義和有關講授內容主要有《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文心雕龍講錄二種》等。《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1917年即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出版,並在此後多次再版;《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和《文心雕龍講錄二種》均為羅常培筆錄,前者於1945年由獨立出版社印行,後者以「左庵文論」為總題分載於《國文月刊》第9、10、36期。這其中《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最為著名,差不多成了經典之作。魯迅曾讚譽道,中國文學史一類「我看過已刊的書,無一冊好。只有劉申叔的《中古文學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錯字多」。《中古文學史》「輯錄關於這時代的文學評論」,「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能使我們看出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有點異彩」。魯迅的看法可說是代表了當時不少專家的共識,並非過譽。

前已言及,對於編纂文學史,劉師培並不陌生,是有自己的一定之規的。在研究方法上,他特別注意考察文學的變遷。這與他的文學史觀念分不開,即「文學史者,所以考歷代文學之變遷也」。在《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里,他以兩課的篇幅(第三課《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和第四課《魏晉文學之變遷》)專門談文學變遷,把文學變遷放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促使變遷的各種內外部因素,以及變遷中的各個流派。從文學史的研究實踐看,這種方法是非常可取的,以至於惠及後學,成為「典範」。在《講義》出版後通過的北大中國文學門教授會課程說明里,亦主張講授文學史的目的在於「使學者知各代文學之變遷及其派別」,這顯然是與劉師培的文學史觀念相一致的,甚至可以說,是劉氏的研究實踐促使文學史課教學思想的走向成熟。在著述體例上,《講義》採用的是先臚列古籍中之記述、而後案論之的方式,所以其中徵引的文學史料和評論資料是極為詳盡的,而作者個人的學術見解則簡明扼要,僅提綱挈領地出現。這種做法,也反映了劉師培的文學史研究觀念。在《sōu@②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中,他提出應該仿照晉人摯虞,編《文章志》和《文章流別》,前者以作家為綱,後者以文體為綱,「以為全國文學史課本,兼為通史文學傳之資。惟斯事體大,必以sōu@②集材料為主」。搜集《文章志》材料的方法為:「就現存之書分別採擇也」,「就既亡各書鈎沉摭逸也」,「古代論詩評文各書必宜詳錄也」,「文集存佚及現存篇目必宜詳考也」。不僅如此,他還認為「論各家文章之得失應以當時人之批評為準。可見《講義》獨特的著述體例,是劉師培上述構想的具體施行和自覺實踐,何況作為樸學家,這樣做也體現其一貫的學術追求。

《講義》的意義

有了豐富詳實的資料作基礎,加之劉師培文論方面的修養與見解,《講義》一書在內容上便也不同凡響。首先,他在整體上把握住了各個時代文學的主要特色,展現出其絢麗奪目、異彩紛呈的風貌。在論漢魏之際時,認為「建安文學,革易前型」,它清峻、通tuō@⑤、騁詞、華靡;關於兩晉文學,以往論者有「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的看法,劉師培則不然,認為兩晉文學實淵源於建安文學,「一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簡約,文質兼備,雖闡發道家之緒,實與名法家言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遠源,則孔融、王粲實開其基。一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壯麗,@⑥采聘辭,雖闡發道家之緒,實與縱橫家言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遠源,則阮yǔ@⑦、陳琳已開其始」。)對被歷代古文家攻擊尤甚的南朝文學,劉師培也給予較為客觀的評價,說「南朝之文,當晉宋之際,蓋多隱秀之詞,嗣則漸趨縟麗。齊梁以降,雖多侈艷之作,然文詞雅懿,文體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時詩什,蓋又由數典而趨琢句,然清麗秀逸,亦自可觀。……至當時文格所以上變晉宋而下啟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聲律說之發明,二曰文筆之區別」。其次,既倡「文筆論」,又不為其所拘,以開闊的視野看待中古文學。前已言及,劉師培在文學觀念上受阮元影響較大,故重文、筆之別。阮元等駢文家,出於從古文家尤其桐城派手中奪取文學正宗地位的目的,大倡文筆之分,即「偶語韻詞謂之文,凡非偶語韻詞概謂之筆」。以此視唐宋古文為筆,不能稱文,六朝駢文才是正宗的文。劉師培服膺此說,故在《講義》里多方申明(第二課《文學辨體》和第五課中一節《文筆之區別》專申此義)。平心而論,重倡「文筆論」,對於重新認定六朝文學的價值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起了作用的。不過,若拘泥於文筆之分來研究六朝文學,則會影響對這一時期文學整體的把握。可貴的是,劉師培非眼界狹窄之輩,他不為先賢成說所囿,在《講義》中不把研究對象局限於純「文」學,而是以大文學觀的視野,對六朝各類文章皆有所評述,尤重學術性文章的文學價值。如議論晉人之文,便說,在表疏、議禮之文方面,昭明《文選》「惟錄張悛、桓溫諸表。然晉代表疏,或文詞壯麗,或擇言雅暢,其弊或流於煩冗,為漢魏所無。又晉代學人,如司馬彪、傅咸、吳商、孫毓、束皙、摯虞……鄭襲之倫,其議禮之文,明辨暢達,亦文學之足述者也」[24](P2391)。作為學者和《文選》派的代表,劉師培最不滿意於桐城的,便是他們的「枵腹蔑古」,沒有學問,而六朝文學恰具博學為文的特色,所以受到劉的特別推崇。有論者評價說:「《中古文學史》中最有發明、創辟的是在六朝文的研究方面,對六朝詩賦的藝術價值及特徵,則鮮有超過前人的見解。」這種評價,頗為妥當。

總之,劉師培在北大所從事的文學史教學與研究活動,尤其是《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的出版,確實起到了垂之後世的「典範」作用。誠如有論者所言:「在現代中國學界,真正將『文學史'作為一『專門學問'來深入探討,而且其著述的影響歷久不衰者,此書很可能是第一部。」

爭議

劉師培在北大期間最為人詬病的一件事,是充任《國故》月刊的總編輯。此舉一向被視為是與新文化運動相對抗,甚而被認作其「反動」本質不改的表徵。 劉師培進北大不久,便因以往的不良作為和「保守」的文化觀念而為人訾議。曾為劉氏老友、此時同為中國文學門教授的黃節致函蔡元培說:「申叔為人,反覆無恥,其文章學問縱有足觀……不當引為師儒,貽學校羞。」[26](P308)在學生中,「新潮派學生對於辜(鴻銘)、劉(師培)二氏攻擊之更不遺餘力」,對此,一貫秉持「兼容並包」之辦學思想的蔡元培開導他們說:「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並不要你們也去擁護復辟或君主立憲。」[27](P23)漸漸地,劉師培憑着講學著述的卓異成就贏得學生們的尊敬,不料一個刊物的創辦卻打亂了他寧靜的書齋生活,使他不自覺地被捲入時代大潮的漩渦中。 1919年1月26日,《國故》月刊社在劉師培宅正式成立,這是一個「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的月刊。它的發起始末是這樣的:「歲初,俞士鎮、薛祥綏、楊湜生、張煊慨然於國學淪夷,欲發起學報,以圖挽救。遂定期於張煊處討論一次並草定簡章數條,決定首謁教員徵求同意,次向校長陳述。嗣謁諸教員皆蒙贊允,同學加入者甚夥,遂謁校長,請助經費。校長允與墊辦,俟社中經費充裕時,再行償還。次日用發起人二十人名義上校長函請款,支領開辦費三百元,本社遂以成立矣。」劉師培、黃侃出任《國故》總編輯,陳漢章馬敘倫康寶忠、吳梅、黃節、屠孝屠孝寔、林損、陳鍾凡出任特別編輯,張煊、薛祥綏、俞士鎮、許本裕等十名同學出任編輯。

1919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安福系的喉舌《公言報》發表《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謂:「國立北京大學,自蔡孑民氏任校長後,氣象為之一變,尤以文科為甚。文科學長陳獨秀氏,以新派首領自居,平昔主張新文學甚力。教員中與陳氏沆瀣一氣者,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既前後抒其議論於《新青年》雜誌,……近又由其同派之學生,組織一種雜誌曰《新潮》者,以張皇其學說。」「顧同時與之對峙者,有舊文學一派。舊派中以劉師培氏為之首,其他如黃侃、馬敘倫等,則與劉氏結合,……亦組織一種雜誌,曰《國故》。……二派雜誌,旗鼓相當,互相爭辯,當亦有裨於文化。第不言忘其辯論之範圍,純任意氣,各以惡聲相報復耳。」《公言報》的這篇報道,立即遭到《國故》月刊社和劉師培的駁斥,劉在致《公言報》函中說:「讀十八日貴報《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一則,多與事實不符。鄙人雖主大學講席,然抱疾歲余,閉關謝客,於校中教員素鮮接洽,安有結合之事?又《國故》月刊由文科學員發起,雖以保存國粹為宗旨,亦非與《新潮》諸雜誌互相爭辯也。祈即查照更正,是為至荷!」可見在劉師培眼裡,提倡國故,「保存國粹」,並不意味着排斥新思潮,兩者可並行不悖。但這種看法恐為劉的一廂情願,因為從此之後,他便被視為與新文化運動相對抗的頑固、守舊一方的代表者之一,而且在習慣把擁護或反對新文化作為評判時人進步或反動之準繩的語境下,又有「反動」之嫌。不過今天回過頭來平心靜氣地審視,劉師培的看法亦不無道理。

本來劉師培在北大是「講學而不論政」的,這或許是他吸取以往從政論政不得善果的教訓所致。不過對於文化問題,他還是保有自己的觀念並不時表露出來。相對而言,政治雖有其基本準則,但卻是隨局勢變動不居的;而文化觀念乃周圍環境長期薰陶下所形成之價值取向,輕易難以改觀。當然,在一定時期和特殊條件下,政治與文化是糾結在一起的,文化見解的差異往往被視作政治立場不同的表徵,五四時期便是如此。劉師培本為「國粹派」學者,是1905年《國粹學報》創刊後最重要的撰稿人。該派學者的宗旨為「研究國學,保存國粹」,劉師培對此終生倡導之,儘管他曾一度在政治上信奉無政府主義。《國故》創刊前的1918年夏,劉師培等人即曾計劃復刊《國粹學報》、《國粹匯編》,事雖未果,卻表明他仍想繼續當年的事業。此舉曾遭魯迅斥責:「中國國粹,雖然等於放屁,而一群壞種,要刊從編,卻也毫不足怪。該壞種等,不過還想吃人,而竟奉賣過人肉的偵心探龍做祭酒,大有自覺之意。」(註:魯迅:《致錢玄同》,《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頁。按劉師培曾為清廷做過暗探,又研究《文心雕龍》,故魯迅譏諷他為「偵心探龍」。)魯迅的這一態度,代表了五四時期新文化倡導者的基本立場。而且以魯迅在當時和後世的地位與影響,他的看法自然成了評判是非的一個標準。以此為出發點,《國故》月刊當然也是該被貶斥的。不過若結合當時的語境考察魯迅此言,當可看出這是在舊勢力圍攻新文化、政治態度與文化見解糾結在一起的情境下所發的憤激之言,因此一情境已導致「守舊即反對革新」、非此即彼的偏激認識,當然魯迅疾惡如仇的個性使得其言辭格外尖銳、有力。如果超越這一特定情境(註:在此一特定情境之外,深具中國古典文化修養的魯迅未見得會出此言。從魯迅對《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的評價可以看出,他對劉師培並非全盤否定,且其《中國小說史略》的成就亦可證明,平日嚴謹的學術研究著述與思想鬥爭時激憤的文字表達,在他那裡是絕不混淆的。),從學理角度平心而論,劉師培出任《國故》總編輯,不過是他再次繼續《國粹學報》時期的事業而已。

從《國粹學報》的基本主張來看,其宗旨雖為「發明國學,保存國粹」,但對西學並不排斥,而是力主「會通」中西學術,即「學術所以觀會通也……海通以來,泰西學術輸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絕一線,無識陋儒,或揚西抑中,視舊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窮則必通,士生今日,不能藉西學證明中學,而徒炫皙種之長,是猶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本報於泰西學術,其有新理精識足以證明中學者,皆從闡發。閱者因此,可通西國各種科學。」與此相對照,《國故》月刊的宗旨與主張頗為相類。「要之同人組織《國故》,其宗旨在昌明國學,而以發揮新義、刮垢磨光為急務。並非抱殘守缺,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亦非故步自封,駁難新說。時至今日,學無新舊,唯其真之為是。凡學無論其屬於國故,抑屬於歐化,皆有研究之價值,皆當盡力發揮……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相斥。今之但知抄寫歐化者,恆謂研究國故者無世界眼光。夫以國故為至高之學,謂即此已足,無事外求者,信乎其無世界眼光矣。然但知歐化而蔑視國故者,其無世界眼光正與之等。……吾為斯言,非反對輸入歐化也,……不過借外說以補己說之不足耳。從這些論述來看,《國故》月刊與《國粹學報》顯然一脈相承,宗旨都在昌明國學,但同時又不排斥西學或歐化。有人認為《國粹學報發刊辭》是劉師培所作,不論是否如此,作為刊物的《發刊辭》,其觀點至少代表了包括劉在內的主辦人的共同見解;而《國故》月刊上的主張亦必得到作為總編輯的劉師培的首肯,何況這種主張是他一向倡導的。所以,在劉師培那裡,弘揚國粹與提倡以西學為代表的新潮並不矛盾,兩者完全可以兼容並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所謂「國粹」也難逃西潮的影響,就像有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劉師培等人「直以中國文化史上與西方現代文化價值相符合的成分為中國的『國粹'」。

在劉師培任總編輯的《國故》一至四期中,他先後發表了《毛詩詞例舉要》(略本)、《禮經舊說考略》、《蜀學祀文翁議》、《退郛詩鈔序》、《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名原序》、《音論序贊》、《中庸說》、《象盡意論》、《隱士秦君墓志銘》等一系列學術論著、序跋文和碑銘等,皆為研究中國古典學術的學理性探討之作,無一攻擊新文化之文,甚至連與此相關的些許議論也沒有。僅從這些論著來看,很難與後人所說的「封建復古」掛上鈎。當然,劉師培不等於《國故》,《國故》月刊社裡並非沒有攻擊新文化之人。據周作人回憶,該刊雖奉劉師培為首,但主辦者實為號稱「黃門侍郎」的黃侃的弟子們,劉「只顧做他的考據文章,別無主張」,其實他並不關心這場鬥爭。《國故》月刊里僅有的幾篇站在新文化對立面的文章皆出自黃侃和弟子張煊、薛祥綏之手,即黃侃的《題詞》、張煊的《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言文合一平議》、薛祥綏的《講學救時議》(註:張煊《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一文中有反對新文化的內容,但亦倡會通中西之義,不可簡單歸類。這裡姑且歸入此類。),而且黃侃專以謾罵新文化及其倡導者為能事,這與劉師培形成鮮明對照。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以白話文為代表的新文學的興起,這是所謂新舊兩派之爭的關鍵。據臺靜農回憶,「中文系新舊對立,只是文言白話之爭。如反軍閥統治,要求科學與民主,中文系新舊人物,似乎沒有什麼歧見」。身為中文系的教授,劉師培「在課堂上絕少批評新文學,他主張不妨用舊有的文章體裁來表達新思想,這是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此種態度,與他早年在《中國白話報》上大量撰寫白話文和肯定「俗語入文」、「通俗之文」相比(註:「就文字之進化之公理言之,則中國自近代以來,必經俗語入文之一級。」「以通俗之文推行書報,凡世之稍識字者,皆可家置一編,以助覺民之用,此誠近今中國之急務也。」見劉師培:《論文雜記》,《劉申叔遺書》第711頁。),固然是倒退了,但與極力攻擊新文學的林紓等人的立場是有區別的,與黃侃對白話文的激烈反對態度亦不可同日而語。(註:黃侃「抨擊白話文不遺餘力,每次上課必定對白話文痛罵一番,然後才開始講課。五十分鐘上課時間,大約有三十分鐘要用在罵白話文上面。他罵的對象為胡適之、沈尹默、錢玄同幾位先生」。見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楊亮功先生叢著》第664頁。)也就是說,在這一問題上,劉師培是較為溫和的,儘管他亦站到了白話文的對立面,回到了《文選》家的立場。

和陳獨秀的關係

劉師培與新文化「領袖」陳獨秀的關係也很耐人尋味。劉是由陳引薦進北大的,時逢新文化運動,在人們心目中,兩人儼然分別成了「舊派」和「新派」的首領,似乎該針鋒相對,但實情恰恰相反,「兩人感情極篤,背後也互相尊重,絕無間言」。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公開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劉師培迅即與馬裕藻、馬敘倫、馬寅初等幾十位教授聯名致函京師警察廳,要求將其釋放。當然,陳獨秀與劉師培是老友,關係自非一般,但在五四時期那種文化與政治糾結在一起——文化見解之差異往往被視作政治立場之不同——的歷史情境下,兩人仍保持如此良好的關係,當能說明一些問題。或將劉師培之所為與欲借軍閥勢力鎮壓新文化運動的林紓的言行相較,更能看出陳劉相關的意義。如果放開視界來看,新文化運動與辛亥革命運動「在人物譜系上有一種承接的淵源」,任職於北大的部分新文化倡導者和一些對此持不同態度的文科教授,同為當年辛亥時期的革命黨人,陳獨秀與劉師培僅是其中的兩個代表而已。「這兩批贊成和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原辛亥革命黨人之間,在進入北大前,不少有師生、師友或共事革命的同志關係,交誼並不尋常。甚至可以說,如果不用太對立立場看待他們,在北洋軍閥政府牢籠下的北京大學,能在蔡元培主持下,校政教務有大興革,來自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以及來自維護傳統的文化保守派的支持,相信也是原因。其關鍵當然是同樣有辛亥革命黨人的背景。」

總之,劉師培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言行尤其是出任《國故》總編輯的舉動,不可簡單歸結為「倒退復古」、與新思潮相對抗,甚而認作為其「反動」本質不改的表現。他不過是秉其一貫的文化觀念行事,但在當時的特殊語境下,客觀上站到了新文化的對立面。若超越這一特殊語境來看,其中的是非功過,還有待進一步研討。(註:有學者認為,像劉師培這樣的「國粹學派」中人「是否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其實還大可商榷」,參見羅志田:《自序》,《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若依此思路,尚有許多與此相關的問題需重新思考。)

1919年11月20日,劉師培因病去世,享年36歲。12月3日,在妙光閣出殯、出祭,「喪事由陳獨秀先生主持」,中國文學系諸同學參與「共同料理喪事,將劉先生遺著檢齊,送交北大圖書館保存」。翌年3月,也是由陳獨秀派劉師培之弟子劉文典等人送靈柩回其故鄉揚州安葬。

劉師培在北大前後不足三年,但留下的精神遺產是很豐厚的;一方面他以國學大師之身為北大貢獻了多方面的學術成就(註: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為紀念百年校慶而出版的《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中,「文學卷」、「史學卷」、「哲學卷」皆收有劉師培的文章,其貢獻於此可見一斑。),尤其是以文學史教學與研究的實績垂範於世,令後學至今受益;另一方面他為時代大潮裹挾,在新文化運動中充當了一個向來令人非議的角色,但其中的是是非非還遠未窮盡,今天仍有再討論的必要,而且討論這樣的話題,對于思考政治與文化的關係,重新界定代近中國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是極為有益的。

參考文獻

[1] 臺靜農.《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讀後[A].龍坡雜文[C].台北:洪範書店,1988.

[2] 文科本科現行課程[J].北京大學日刊.1917-11-29.

[3] 國立北京大學八年至九年度學科課程一覽[C].北京大學檔案館藏.

[4] 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A].楊亮功先生叢著[C].台北:商務印書館,1988.

[5]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蔡元培.劉君申叔事略[A].劉申叔遺書[C].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7] 國文研究所研究科時間表[J].北京大學日刊.1917-12-04.

[8] 文科國文學研究所啟事[J].北京大學日刊.1919-03-20,(24).

[9] 北京大學日刊.1918-06-24、25.

[10] 劉師培致公言報函[J].北京大學日刊.1919-03-24.

[11] 北京大學日刊.1918-06-03.

[12]王森然.李泰fēn@①先生評傳[A].近代名家評傳:初集[C].北京:三聯書店,1998.

[13] 奏定大學堂章程[A].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中冊[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14] 陳平原.新教育與新文學——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A].北大精神及其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

[15] 黃焯.記先從父季剛先生師事餘杭儀征兩先生事[A].量守廬學記——黃侃的生平和學術[C].北京:三聯書店,1985.

參考資料

  1. 國學網——國學大師——劉師培. .國學網 . 2013-10-22
  2. 揚州: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揚州市文化遺產網 . 2013-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