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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瑟爾·奧爾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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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1932年11月日 逝世 1998年2月19日 曾擔任 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 知名於 經濟學家，社會學家 代表作品 权利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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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瑟尔·奥尔森（英语：Mancur Lloyd Olson, Jr，1932年－1998年2月19日），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制度经济学的诸多方面他在马里兰大学教書直到病逝。[1]。
他最具影響力的貢獻是體制經濟，以及私有財產、稅收、公共產品、集體行動和合同權利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目录
生平
畢業於北達科他州立大學，是牛津大學學院的羅茲學者，1963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2]
第一份工作是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的助理教授。 此後，他在美國聯邦政府擔任衛生，教育和福利副助理部長達兩年。他於1969年離開聯邦政府，並加入了馬里蘭大學學院市分校經濟系，直到他去世。
为了表彰奥尔森在经济和政治科学方面的诸多贡献，美国政治科学联合会設立奥尔森奖，专门用于表彰最佳政治经济学博士学术论文。[3]马里兰大学經濟系為了紀念他，設立了曼瑟尔·奥尔森講座教授。[4]
学术思想
奥尔森的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有超过十种语言的译本， 1993年获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但公共选择理论奠基者奥尔森教授却发现，这个假设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如果我们问：「三个和尚究竟有没有水喝？」奥尔森会答道：一般来说，三个和尚没水喝。但若三个和尚「不对称」，或存在「选择性激励」，那么三个和尚很可能有水喝。 奥尔森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执著。他一生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奥尔森看到的是亚当·史密夫所推崇的「看不见的手」的失灵。
奥尔森有三部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年)，《国家的兴衰》(1982年)，以及他猝然逝世前刚完成的《权力与繁荣》(2000年)。
集体行动的搭便车行为
「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失灵？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原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车者的祖师爷。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却混进了宫廷乐队。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乐队合奏这个「集体行动」，但他表演时毫不费力的装模作样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国王奖赏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果。
奥尔森因此得出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著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順風車的动机便越强烈，「搭順風車問題」也越难以发现。
在1965年出版了著作《集體行動的邏輯》提出「搭順風車問題」（Free Rider Problem），他（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著作中談到在公共財政上，基於個人的理性與自利，自己參加團體與否，對團體的公共財政沒有整體的影響，自己不參加，卻可成為「Free Rider」而坐享其成，這就是「搭順風車問題」。[5]
奥尔森这一理论后来发展成「多人囚犯两难博弈」 (n-person prisoner's dilemma games)，成为非合作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然而，它描述的却是人们十分熟悉的现象，「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两个和尚抬水喝」是集体行动成功的例子，而「三个和尚没水喝」则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至失败的变化，关键在于集体人数增多。
集体行动出现的条件
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
所谓「不对称」即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假如三个和尚中有一个是喝水特别多的「水鬼」，而其他两个是很少喝水的「耐乾旱品种」，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对称」在国际间的集体行动中经常出现，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影响很大，因此日本积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同样，美国认为北约能给美国安全带来很大利益，因此愿意负担高达70%的北约经费。
「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是实现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条件。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许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都提供正向激励，例如，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可以观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获得嬴取奖品的抽奖机会等，都是搭卖私人物品的行为。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藉此机会偷偷瞧一瞧在河对岸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
与此类似，美国劳联产联领袖组织工会运动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们个人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劳资谈判获得的直接利益反而关系不大。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许多国家的工会都将劳资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使非会员无法享受工会争取到的加薪和优惠待遇。
利他主义者是凤毛麟角
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重视。人们将奥尔森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精细的行为模型。
在过去20年里，实验经济学家对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九十年代起，描述集体行动的新一代模型开始出现。在这些模型中，理性自利的个人不再是唯一的假设。运用从实验中得到的资料，这些模型假定不同的种类的人参与集体行动。
人的决策行为究竟能分成多少不同种类？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为数少于1%。模型类比结果显示，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3%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变化。
思想簡介
奥尔森主要关注参与利益集团的成员，其背后具有怎麼樣的逻辑在支撑。在他那个时代，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理论认为组织是最初始的状态。有些人甚至鼓吹人的本性就是要集群；另外一些人则把组织形成描述为基于血缘关系的现代化进程。奥尔森则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理论，關於有组织的集體行动背后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在他的第一本书《集體行動的邏輯：公共財和群體的理論》;《联合行动背后的逻辑：公共物品和群体理论》}-中提出这样的理论，“只有存在著独立的和個別性的誘因，才能激励一个理性的个人在一个潜在群體中采取有组织方式的行动。」也就是说，只有當一個大型組織中的成員個體，基於能從中獲益的動機而行动，這些成員才有可能依組織的共同利益，讓这个组织长久持续下去。他特別區分大型群體和小型群體，其中小型群體能單純就追求一個共同目標而行動，但大型群體若無法以個別利益激勵成員，則無法有效追求共同的目標。[6]
1982年，奥尔森试图采用联合行动来表述《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的原因。其主要思想是在一个国家的时间长河里，小的分散的联合会会慢慢组建。像棉农组织、钢铁工人组织、工会等会有相当动机去组建自己的政治游说团去影响政策，使它偏向自己的利益。通常这些政策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科技进步的，进而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是那些支持这些政策的利益联合体，然而其成本却是需要整个社会分担的。“分利”这个词指出，这些政策通常很少会遇到公共的抵制。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分散的联合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的加入，整个国家的负担也越来越重，经济也随之开始下行。
在他的最后一本书中《权力和繁荣》中，奥尔森区分了不同类型政府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特别是对无政府、独裁政府，以及民主政府做了详细分析。奥尔森认为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流寇当道），流寇只会有偷盗抢劫的动机。然而独裁政府（从流寇转变落地为王，或者称之为坐寇）会有一定程度的鼓励经济发展的愿望，因为他认为他的权力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从而能从经济发展过程中分享一杯羹。因而坐寇会产生一定的政府行为——保护他的臣民和财产，避免流寇的抢劫。奥尔森在流寇往坐寇、军阀发展过程中，看到文明的种子和通向民主的道路，从而产生向民主政府转变的动机（和广大的人民愿望相结合）。
主要著作
- 1965年:集體行動的邏輯：公共產品與群體理論， (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st ed. 1965, 2nd ed. 1971。ISBN 0-674-53751-3。
- 1982年；國家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ISBN 978-0300030792。
- 2000年:權力與繁榮，（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ISBN 0-465-05195-2。
文章
- "走向成熟的社會科學"。國際研究季刊。"Towards a Mature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7 (1): 29–37. March 1983. JSTOR 2600617. doi:10.2307/2600617.
- "空間、農業和組織"。美國農業經濟學雜誌。農業與應用經濟學協會。"Space, Agri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gricultural &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67 (5): 928–937. December 1985. JSTOR 1241349. doi:10.2307/1241349.
- "專制經濟學與多數規則：看不見的手與武力的運用"。經濟文獻雜誌。34（1）： 72–96.1996年3月。"The Economics of Autocracy and Majority Rule: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Use of For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 (1): 72–96. March 1996. (with Martin C. McGuire)
- "獨裁、民主和發展"。美國政治學評論。87（3）： 567–576.1993年9月。多伊：10.2307/2938736。"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D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3): 567–576. September 1993. doi:10.2307/2938736.
中譯本
- 曼瑟爾·奧爾森. 《集體行動的邏輯》. 陳郁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10月: 225頁. ISBN 9787208019713 （Chinese (China)）.
- 曼瑟·奥尔森. 《权力与繁荣》. 苏长和、嵇飞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7月. ISBN 9787208121263.
- 曼瑟·奥尔森. 《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 李增刚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3月. ISBN 978720806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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