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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瑟爾·奧爾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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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1932年11月日 逝世 1998年2月19日 曾擔任 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 知名於 經濟學家，社會學家 代表作品 權利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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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瑟爾·奧爾森（英語：Mancur Lloyd Olson, Jr，1932年－1998年2月19日），美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制度經濟學的諸多方面他在馬里蘭大學教書直到病逝。[1]。
他最具影響力的貢獻是體制經濟，以及私有財產、稅收、公共產品、集體行動和合同權利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目錄
生平
畢業於北達科他州立大學，是牛津大學學院的羅茲學者，1963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2]
第一份工作是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的助理教授。 此後，他在美國聯邦政府擔任衛生，教育和福利副助理部長達兩年。他於1969年離開聯邦政府，並加入了馬里蘭大學學院市分校經濟系，直到他去世。
為了表彰奧爾森在經濟和政治科學方面的諸多貢獻，美國政治科學聯合會設立奧爾森獎，專門用於表彰最佳政治經濟學博士學術論文。[3]馬里蘭大學經濟系為了紀念他，設立了曼瑟爾·奧爾森講座教授。[4]
學術思想
奧爾森的名著《集體行動的邏輯》有超過十種語言的譯本， 1993年獲美國管理學會頒發的「最持久貢獻著作獎」，1995年獲得美國政治學會頒發的「里昂·愛潑斯坦獎」。
社會科學家往往假設：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一定會為實現這個共同利益採取集體行動。但公共選擇理論奠基者奧爾森教授卻發現，這個假設不能很好地解釋和預測集體行動的結果，許多合乎集體利益的集體行動並沒有發生。相反，個人自發的自利行為往往導致對集體不利、甚至極其有害的結果。如果我們問：「三個和尚究竟有沒有水喝？」奧爾森會答道：一般來說，三個和尚沒水喝。但若三個和尚「不對稱」，或存在「選擇性激勵」，那麼三個和尚很可能有水喝。 奧爾森最獨特之處，在於他對研究集體行動問題的執著。他一生專門研究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個人的理性行為往往無法產生集體或社會的理性結果？奧爾森看到的是亞當·史密夫所推崇的「看不見的手」的失靈。
奧爾森有三部代表作：《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年)，《國家的興衰》(1982年)，以及他猝然逝世前剛完成的《權力與繁榮》(2000年)。
集體行動的搭便車行為
「看不見的手」為什麼會失靈？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大家的理想為什麼常常無法實現？原來，集體行動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體的成員都能從中受益，包括那些沒有分擔集體行動成本的成員。例如，由於罷工的勝利，工人獲得加薪，這對所有工人都有好處。但那些參加罷工的工人卻承擔了所有風險和成本。這種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結構導致搭便車的行為。「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車者的祖師爺。南郭先生不會吹竽，卻混進了宮廷樂隊。雖然他實際上沒有參加樂隊合奏這個「集體行動」，但他表演時毫不費力的裝模作樣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國王獎賞這個「集體行動」的成果。
奧爾森因此得出一個極具爭議的結論：由於搭便車行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個人一般不會為爭取集體利益作貢獻。集體行動的實現其實非常不容易。當集體人數較少時，集體行動比較容易產生；但隨著集體人數增加，產生集體行動就越來越困難。因為在人數眾多的大集體內，要通過協商解決如何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數越多，人均收益就相應減少，搭順風車的動機便越強烈，「搭順風車問題」也越難以發現。
在1965年出版了著作《集體行動的邏輯》提出「搭順風車問題」（Free Rider Problem），他（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著作中談到在公共財政上，基於個人的理性與自利，自己參加團體與否，對團體的公共財政沒有整體的影響，自己不參加，卻可成為「Free Rider」而坐享其成，這就是「搭順風車問題」。[5]
奧爾森這一理論後來發展成「多人囚犯兩難博弈」 (n-person prisoner's dilemma games)，成為非合作博弈論的一個重要分支。然而，它描述的卻是人們十分熟悉的現象，「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兩個和尚抬水喝」是集體行動成功的例子，而「三個和尚沒水喝」則體現了集體行動的失敗。從「二」到「三」由成功至失敗的變化，關鍵在於集體人數增多。
集體行動出現的條件
奧爾森還發現，集體行動在兩種特定條件下比較容易產生，一是集體成員的「不對稱」，二是「選擇性激勵」的存在。
所謂「不對稱」即集體成員收益的不對稱。個別成員從集體行動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員來得越大，他為集體行動作貢獻的積極性也就越大。假如三個和尚中有一個是喝水特別多的「水鬼」，而其他兩個是很少喝水的「耐乾旱品種」，那麼「水鬼」和尚挑水給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對稱」在國際間的集體行動中經常出現，例如亞洲金融危機對日本影響很大，因此日本積極出錢設立「亞洲貨幣基金」。同樣，美國認為北約能給美國安全帶來很大利益，因此願意負擔高達70%的北約經費。
「選擇性激勵」的存在是實現集體行動的另一個條件。選擇性激勵可以分為正向激勵和反向激勵兩種。正向激勵通過搭賣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體成員為負擔集體行動的成本作貢獻。許多慈善機構的籌款活動都提供正向激勵，例如，購買慈善演出的門票可以觀看別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獲得嬴取獎品的抽獎機會等，都是搭賣私人物品的行為。三個和尚中的那個小和尚也許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藉此機會偷偷瞧一瞧在河對岸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
與此類似，美國勞聯產聯領袖組織工會運動得到的利益，主要在於他們個人所獲得的政治權力和行政資源，與勞資談判獲得的直接利益反而關係不大。反向激勵是懲罰搭便車的措施，最常見的是禁止搭便車者享受集體行動的成果。許多國家的工會都將勞資談判的範圍限制在工會會員範圍內，使非會員無法享受工會爭取到的加薪和優惠待遇。
利他主義者是鳳毛麟角
奧爾森對集體行動的研究引起人們對此問題的重視。人們將奧爾森的理論應用到社會科學各個領域，更多的學者進一步探討集體行動的邏輯和建立更精細的行為模型。
在過去20年裡，實驗經濟學家對參與集體行動的行為做了大量調查研究。九十年代起，描述集體行動的新一代模型開始出現。在這些模型中，理性自利的個人不再是唯一的假設。運用從實驗中得到的資料，這些模型假定不同的種類的人參與集體行動。
人的決策行為究竟能分成多少不同種類？經濟學家發現，不同文化的社會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義者，但這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畢竟是鳳毛麟角，為數少於1%。模型類比結果顯示，一個群體或社會中如果有3%的利他主義者，整個社會的風氣和行為規範就會出現可喜變化。
思想簡介
奧爾森主要關注參與利益集團的成員，其背後具有怎麼樣的邏輯在支撐。在他那個時代，處於統治地位的政治理論認為組織是最初始的狀態。有些人甚至鼓吹人的本性就是要集群；另外一些人則把組織形成描述為基於血緣關係的現代化進程。奧爾森則提出了一個非常激進的理論，關於有組織的集體行動背後有其內在的邏輯關係。在他的第一本書《集體行動的邏輯：公共財和群體的理論》;《聯合行動背後的邏輯：公共物品和群體理論》}-中提出這樣的理論，「只有存在著獨立的和個別性的誘因，才能激勵一個理性的個人在一個潛在群體中採取有組織方式的行動。」也就是說，只有當一個大型組織中的成員個體，基於能從中獲益的動機而行動，這些成員才有可能依組織的共同利益，讓這個組織長久持續下去。他特別區分大型群體和小型群體，其中小型群體能單純就追求一個共同目標而行動，但大型群體若無法以個別利益激勵成員，則無法有效追求共同的目標。[6]
1982年，奧爾森試圖採用聯合行動來表述《國家的興衰：經濟增長、滯脹和社會僵化》的原因。其主要思想是在一個國家的時間長河裡，小的分散的聯合會會慢慢組建。像棉農組織、鋼鐵工人組織、工會等會有相當動機去組建自己的政治遊說團去影響政策，使它偏向自己的利益。通常這些政策是貿易保護主義和反科技進步的，進而影響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但是這些政策的受益者是那些支持這些政策的利益聯合體，然而其成本卻是需要整個社會分擔的。「分利」這個詞指出，這些政策通常很少會遇到公共的抵制。因此隨着時間的流逝，這些分散的聯合會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的加入，整個國家的負擔也越來越重，經濟也隨之開始下行。
在他的最後一本書中《權力和繁榮》中，奧爾森區分了不同類型政府中所產生的經濟效應，特別是對無政府、獨裁政府，以及民主政府做了詳細分析。奧爾森認為在混亂的無政府狀態（流寇當道），流寇只會有偷盜搶劫的動機。然而獨裁政府（從流寇轉變落地為王，或者稱之為坐寇）會有一定程度的鼓勵經濟發展的願望，因為他認為他的權力能夠持續相當一段時間，從而能從經濟發展過程中分享一杯羹。因而坐寇會產生一定的政府行為——保護他的臣民和財產，避免流寇的搶劫。奧爾森在流寇往坐寇、軍閥發展過程中，看到文明的種子和通向民主的道路，從而產生向民主政府轉變的動機（和廣大的人民願望相結合）。
主要著作
- 1965年:集體行動的邏輯：公共產品與群體理論， (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st ed. 1965, 2nd ed. 1971。ISBN 0-674-53751-3。
- 1982年；國家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ISBN 978-0300030792。
- 2000年:權力與繁榮，（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ISBN 0-465-05195-2。
文章
- "走向成熟的社會科學"。國際研究季刊。"Towards a Mature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7 (1): 29–37. March 1983. JSTOR 2600617. doi:10.2307/2600617.
- "空間、農業和組織"。美國農業經濟學雜誌。農業與應用經濟學協會。"Space, Agri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gricultural &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67 (5): 928–937. December 1985. JSTOR 1241349. doi:10.2307/1241349.
- "專制經濟學與多數規則：看不見的手與武力的運用"。經濟文獻雜誌。34（1）： 72–96.1996年3月。"The Economics of Autocracy and Majority Rule: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Use of For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 (1): 72–96. March 1996. (with Martin C. McGuire)
- "獨裁、民主和發展"。美國政治學評論。87（3）： 567–576.1993年9月。多伊：10.2307/2938736。"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D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3): 567–576. September 1993. doi:10.2307/2938736.
中譯本
- 曼瑟爾·奧爾森. 《集體行動的邏輯》. 陳郁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10月: 225頁. ISBN 9787208019713 （Chinese (China)）.
- 曼瑟·奧爾森. 《權力與繁榮》. 蘇長和、嵇飛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7月. ISBN 9787208121263.
- 曼瑟·奧爾森. 《國家的興衰:經濟增長、滯脹和社會僵化》. 李增剛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3月. ISBN 978720806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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