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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富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英勇奋斗,无私奉献,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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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box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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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 李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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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    = [[File:T0136166fe56c010b34.jpg|缩略图|center|[https://p1.ssl.qhmsg.com/dr/270_500_/t0136166fe56c010b34.jpg?size=690x947 原图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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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說明 =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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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日期 = 190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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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籍    =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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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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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    = 无产阶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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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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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作品 = 我党早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色领导者</br>根据地和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人</br>[[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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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 同志是中国[[ 共产党]] 创建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杰出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 ,忠诚的[[ 马克思主义]] 者,党和国家的卓越[[ 领导人]]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英勇奋斗,无私奉献,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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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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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新中国计划工作和财经工作的重要奠基人。1900年5月22日生,湖南省长沙市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1925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第二军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代理省委书记。1927年后,历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ref>[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6/0304/c85037-28171912.html 邓小平与李富春、蔡畅的深厚情谊],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6年03月08日</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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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工交办主任。是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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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ref>[http://news.163.com/12/0704/00/85HG4H1U00014AED.html 李富春蔡畅:情牵一生的革命伴侣], 网易网, 2012-07-04</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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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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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勤工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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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同志的革命生涯是从留法勤工俭学开始的。在早年留法的岁月里,他从一个爱国忧民、追求新思潮的[[热血青年]],成长为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旅欧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建设以及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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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字任之,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青少年时代]],他目睹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状况,立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斗的志向。1919年10月,为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远赴法国勤工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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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法国后,李富春同志做过钳工和火车司机。他深入研究法国[[社会问题]],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士兵作调查,写下了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厮杀的战争本质。他还发表了《法国哈佛尔施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的调查报告。在深入考察法国社会和[[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逐步从信仰工学主义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他和[[李维汉]]等同志一起,将他参与发起建立的勤工俭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确定“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他积极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的运动等多次[[政治斗争]],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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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6月,李富春同志在巴黎参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并参与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1924年改名为《赤光》)。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同年8月起,李富春同志历任旅欧[[中国共青团]]执委会委员、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书记局成员、执委会[[委员长]],努力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旅欧团员和青年。根据他的建议,旅欧中国共青团组织利用暑期在巴黎为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开办了一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班,他亲自在学习班对《[[资本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通俗讲解。在这段时间内,他还连续在《赤光》上发表《世界反动潮中底一线曙光》等文章,宣传报道中国革命的情况,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快团结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之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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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根据中共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李富春同志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宣传科主任,承担起帮助国民党开展海外宣传和发展力量的任务。他曾经发表《国民党的新工作》一文,明确指出,国民党“应毅然抛弃”“联军阀以倒军阀的策略”,而要“普遍地宣传、训练和组织全国工农兵等民众”,以打倒军阀、组织全国革命政府。在李富春等[[共产党员]]的大力推动下,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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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李富春同志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接受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训练,其间先后任中国共青团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组织部主任,中共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宣传部主任。留苏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同年夏,经组织批准,李富春同志回到一别将近六年的祖国。这位自远方归来的年轻的共产党员,迅速投身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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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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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李富春同志分别在国民革命军部队和红军的政治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是我党早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色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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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8月,从苏联归国的李富春同志到达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这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刚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为统一广东根据地和准备北伐,开始将其统辖下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李富春同志很快受组织派遣,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副党代表(实际负党代表责任)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是[[湘军]]中分化出来的一支部队。李富春同志到任后,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改造旧军队带来的军阀习气和作风,建立健全各级党代表制度,组建军、师两级政治部,在全军形成了从上到下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第二军的政治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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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踏上北伐征途,李富春同志更加重视政治工作的开展。部队在进军途中和大战前夕,总是及时进行动员、部署。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亲赴前线宣传鼓动。第二军在北伐路上多遇[[北洋军阀]]精锐之师,从[[新余之役]]、[[南昌之战]]、[[杭州会战]]到最后参加[[攻克南京]],始终气势如虹,付出了巨大牺牲,却从无畏惧,屡建战功。回顾第二军的光荣征战历程,李富春同志领导的政治工作无疑提供了根本保证。此外,更具有长远影响的是,李富春同志等一批共产党人这个时期的军队工作实践,为后来我们党创建[[人民军队]]和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做了重要准备。正如[[朱德]]同志曾经指出的:“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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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同志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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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前夕,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负伤未愈,党中央调李富春同志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王稼祥同志职务,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李富春同志紧急赴任,投入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发《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工作的指令》,对部队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后,李富春同志领导红军总政治部,又根据面临的新任务和变化的新环境,注重提高针对性,发挥创造性,开展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对巩固部队、保持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特别强调,做好政治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作用。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漫漫长征路上,红军政治机关广泛进行文告宣传,在做好部队政治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使长征充分发挥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李富春同志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出色工作,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李富春同志改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红三军团政委等职务,直至随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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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长征途中,李富春同志参加了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多次重要会议。在[[遵义会议]]上,他严厉批判[[“左”倾]]军事错误,为实际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俄界会议上,他严斥[[张国焘]]企图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支持党中央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李富春同志为[[长征]]的胜利和艰难岁月中红军的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ref>[http://news.sina.com.cn/o/2010-11-23/134621519129.shtml 李富春与八字方针的酝酿形成], 新浪网, 2010年11月23日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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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和解放区财政经济杰出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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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T0126ada39bf57b25e0.jpg|缩略图|左|center|[https://p1.ssl.qhmsg.com/dr/220__/t0126ada39bf57b25e0.jpg 原图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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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富春同志曾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负责财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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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日战争的八年,李富春同志是在延安度过的。这个时期,他不仅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还是党中央财政经济部门的负责人,1941年起又兼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面对繁重的任务,他表现出高超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延安的八年岁月中,他不但以大量精力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协助[[任弼时]]同志处理[[中央书记处]]日常事务,在领导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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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国民党实行封锁政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与军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即生产运动,后来也称[[大生产运动]])。1939年初,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李富春同志受命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兼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和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担负起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具体组织生产运动的重任。他亲自部署和进行动员,使生产运动在边区迅速地开展起来。[[党政军]]机关、团体、学校,按伙食单位先后成立了领导生产的指导机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李富春同志还亲自部署各单位投入开荒突击战斗,保证适时播种,带头收集肥料,到田间施肥、除草、灌水,并大力推动开辟[[南泥湾]],为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持续数年的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的局面得到很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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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负责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和组织生产运动期间,李富春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闪光的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原则,并在工作中加以应用。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为[[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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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富春同志赴东北工作,1947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财经委员会书记,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并曾经负责[[哈尔滨]]市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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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李富春同志先后主持以及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包括负责[[军队后勤]]工作),在统一东北财经,城市接管,恢复和建设东北工业基地,解放东北全境、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推动东北率先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诸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实际领导工作中,他深刻阐明“一切为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一战时财经工作的特点,提出了“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划,结成整体”的财经方针。他注意到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显著区别,明确提出了决不能把过去在农村工作中的许多做法搬到城市里来,以及一定要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等真知灼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他高度重视城市接管工作,提出了把保护城市、防止破坏、保护工商业、恢复生产放在首位的正确方针。在[[陈云]]、李富春等同志领导下,东北解放区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顺利恢复发展,成为全国的榜样,对党中央制定革命胜利后全国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经验。<ref>[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6/20/7115652_0.shtml 新中国财经工作重要奠基人李富春], 凤凰网, 2011年06月20日</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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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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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同志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他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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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4月,李富春同志由东北调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1953年9月兼国家计委副主任)。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56年党的八大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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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同志参加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开拓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实施。作为编制“一五”计划的全程参加者,从国内前期准备、赴苏联进行长达半年多的谈判,到争取苏联相关援助的重要协定的签字,他历尽艰辛,付出大量心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制订好计划,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一五”计划中,由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是“重中之重”。李富春同志亲自负责这些项目的组织实施。每个项目都由他主持讨论,作出决定,签报中央。从编制设计、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都一抓到底。在他亲自领导指挥下,“一五”计划156项(实际施工为150项)建设工程,除极个别项目因故未达到原定规模外,都实现了预期目标,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工程效果堪称一流。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样的大项目,从设计施工到建成投产,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其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一五”计划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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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一五”计划之后,李富春同志又参加了“二五”、“三五”计划和其他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规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落实,提出和践行了许多科学指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如:重视调查研究,尊重[[经济规律]],注意总结经验;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对生产、建设、生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重视经济效益和[[经济核算]];注意综合平衡;等等。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不失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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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同志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具有积极的探索精神。他多次提出原则性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得到中央采纳后成为党的指导方针。1953年9月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他针对当时财政经济的严峻形势,向中央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中央根据他的建议,及时采取了有关的措施。1955年冬,[[周恩来]]等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他提出还要加上一个“省”字,经中央同意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当“[[大跃进]]”给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困难时,1960年七八月间他提出应该用几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同志支持,后来中央制定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3年初经济形势初见好转后,他又提出继续贯彻八字方针的建议,被中央采纳,为实现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持续平稳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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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全国混乱的局势中,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主管经济工作。他[[千方百计]]排除干扰,抓生产、抓经济,先后主持起草和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并支持有关部门起草《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力图防止社会生产秩序受到进一步的冲击和破坏。他还协助[[周恩来]]同志在保护受迫害的领导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富春同志一身正气,为党为国操劳,却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断责难和冲击,在1967年初所谓的“[[二月逆流]]”中甚至被诬为“黑俱乐部主任”,受到严重迫害。对此,李富春同志横眉冷对,据理斗争,始终心念全局。即使最后已经不能参加领导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牵挂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关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同志在忧虑中因病去世。同月,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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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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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蔡畅]]。<ref>[http://news.163.com/12/0704/00/85HG4H1U00014AED.html 李富春蔡畅:情牵一生的革命伴侣], 网易网, 2012-07-04</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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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1900-1990),原名蔡咸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女权主义领袖 ,[[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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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是[[红军长征]]年龄最大的女[[红军]] ,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和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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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李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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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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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同志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奉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卓越的功绩,高尚的品德,优良的作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丰碑上留下了不朽的英名。“岁寒松与柏,忠贞照千古。”诗人[[赵朴初]]为他题写的诗句,正是他一生品格的真实写照。李富春同志永远活在党和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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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故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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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故居现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三兴街,是砖木结构的二层民居。1938年毁于文夕大火,后按原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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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邮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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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T01d38b8409d11a54f9.png|缩略图|左|center|[https://p1.ssl.qhmsg.com/dr/220__/t01d38b8409d11a54f9.png 原图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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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国家邮政部门发行了一套《李富春诞生90周年》纪念邮票。全套两枚。图案分别为李富春肖像和战争年代的李富春。2000年,是他们夫妇的百年诞辰。国家邮政部门届时发行了一枚一套的《革命终身伴侣百年诞辰》邮票,图案为李富春、蔡畅的合影。为一对夫妇发行纪念邮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政史上是第一次。<ref>[http://www.gerenjianli.com/Mingren/03/rtr9de1rle561rl.html 李富春 简历], 名人简历,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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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

於 2018年12月29日 (六) 17:06 的最新修訂

李富春
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出生 1900年5月22日
國籍 中國
職業 無產階級革命家
知名作品 我黨早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的出色領導者
根據地和解放區財政經濟工作的傑出領導人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奠基者和組織者之一。

李富春同志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入黨的老黨員,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奠基者和組織者之一。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英勇奮鬥,無私奉獻,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人物簡介

李富春,新中國計劃工作和財經工作的重要奠基人。1900年5月22日生,湖南省長沙市人。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旅歐總支部領導人之一。1925年回國參加北伐戰爭,任北伐軍第二軍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員、代理省委書記。1927年後,歷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代理省委書記、上海法南區委書記,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代理省委書記。1931年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1934年參加長征,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三軍團政委。到達陝北後,任陝甘寧省委書記,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組織部副部長、財政經濟部部長、辦公廳主任。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西滿分局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副書記,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東北軍區副政委。[1]

建國後,歷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重工業部部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科學規劃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國務院工交辦主任。是第七至十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常委,第二、三、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75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5歲。[2]

生平經歷

留法勤工儉學

李富春同志的革命生涯是從留法勤工儉學開始的。在早年留法的歲月里,他從一個愛國憂民、追求新思潮的熱血青年,成長為決心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旅歐中國共產黨、青年團組織建設以及統一戰線等方面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

李富春,字任之,1900年出生於湖南長沙一個貧寒的教師家庭。青少年時代,他目睹國家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狀況,立下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戰鬥的志向。1919年10月,為探尋救國救民的真理遠赴法國勤工儉學。

到法國後,李富春同志做過鉗工和火車司機。他深入研究法國社會問題,向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士兵作調查,寫下了小說《一個法國兵的懺悔》,深刻揭露帝國主義之間相互廝殺的戰爭本質。他還發表了《法國哈佛爾施乃德工廠的華工實況》的調查報告。在深入考察法國社會和工人運動的過程中,他如饑似渴地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良方,逐步從信仰工學主義轉向信仰馬克思主義。1920年8月,他和李維漢等同志一起,將他參與發起建立的勤工儉學勵進會改名為工學世界社,確定「以實行社會革命為宗旨」。他積極參加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爭取「生存權」、「求學權」的運動和反對北洋軍閥政府向法國政府秘密借款的運動等多次政治鬥爭,逐步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

1922年6月,李富春同志在巴黎參與發起建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擔任諾門地方支部書記,並參與編輯少共機關刊物《少年》(1924年改名為《赤光》)。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3年2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正式更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又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同年8月起,李富春同志歷任旅歐中國共青團執委會委員、學生運動委員會主任、書記局成員、執委會委員長,努力用馬列主義理論武裝旅歐團員和青年。根據他的建議,旅歐中國共青團組織利用暑期在巴黎為勤工儉學學生和華工開辦了一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習班,他親自在學習班對《資本論》的一些基本觀點進行通俗講解。在這段時間內,他還連續在《赤光》上發表《世界反動潮中底一線曙光》等文章,宣傳報道中國革命的情況,號召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快團結於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之旗下」。

1923年6月,根據中共三大實行國共合作的決定,李富春同志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同年11月任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宣傳科主任,承擔起幫助國民黨開展海外宣傳和發展力量的任務。他曾經發表《國民黨的新工作》一文,明確指出,國民黨「應毅然拋棄」「聯軍閥以倒軍閥的策略」,而要「普遍地宣傳、訓練和組織全國工農兵等民眾」,以打倒軍閥、組織全國革命政府。在李富春等共產黨員的大力推動下,國民黨旅歐支部的工作有了明顯的進步。

1925年1月,李富春同志離開法國到蘇聯學習,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接受政治軍事等方面的系統教育和訓練,其間先後任中國共青團旅莫地方執委會委員、組織部主任,中共旅莫地方執委會委員、宣傳部主任。留蘇期間,他繼續關注國內革命形勢的發展。同年夏,經組織批准,李富春同志回到一別將近六年的祖國。這位自遠方歸來的年輕的共產黨員,迅速投身於國共合作的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

早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

大革命後期和土地革命戰爭後期,李富春同志分別在國民革命軍部隊和紅軍的政治機關擔任領導職務,是我黨早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的出色領導者。

1925年8月,從蘇聯歸國的李富春同志到達廣州,任中共廣東區委軍委委員。這時,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剛成立的廣州國民政府為統一廣東根據地和準備北伐,開始將其統轄下的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李富春同志很快受組織派遣,以國民黨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任副黨代表(實際負黨代表責任)兼政治部主任、軍法處處長。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是湘軍中分化出來的一支部隊。李富春同志到任後,迅速採取有力措施改造舊軍隊帶來的軍閥習氣和作風,建立健全各級黨代表制度,組建軍、師兩級政治部,在全軍形成了從上到下堅強有力的政治工作隊伍。第二軍的政治工作進行得有聲有色,部隊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踏上北伐征途,李富春同志更加重視政治工作的開展。部隊在進軍途中和大戰前夕,總是及時進行動員、部署。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親赴前線宣傳鼓動。第二軍在北伐路上多遇北洋軍閥精銳之師,從新余之役南昌之戰杭州會戰到最後參加攻克南京,始終氣勢如虹,付出了巨大犧牲,卻從無畏懼,屢建戰功。回顧第二軍的光榮征戰歷程,李富春同志領導的政治工作無疑提供了根本保證。此外,更具有長遠影響的是,李富春同志等一批共產黨人這個時期的軍隊工作實踐,為後來我們黨創建人民軍隊和獨立開展武裝鬥爭,提供了寶貴經驗,做了重要準備。正如朱德同志曾經指出的:「大革命時代,許多進行軍事運動的同志,當時中央軍委的負責人周恩來聶榮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黨所舉辦的秘密軍事訓練班的同志,對我軍的創建是有功勞的。沒有他們所進行的軍事運動,就不能有獨立團,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廣州湘南等起義。」

大革命失敗後,李富春同志先後在上海、香港等地堅持地下鬥爭。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

1934年9月下旬,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出發前夕,因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負傷未愈,黨中央調李富春同志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行王稼祥同志職務,主持總政治部工作。李富春同志緊急赴任,投入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中。10月9日,紅軍總政治部頒發《關於鞏固部隊,準備長途行軍與戰鬥,加強政治軍事訓練及群眾工作的指令》,對部隊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出發後,李富春同志領導紅軍總政治部,又根據面臨的新任務和變化的新環境,注重提高針對性,發揮創造性,開展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對鞏固部隊、保持戰鬥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特別強調,做好政治工作,要堅持黨的領導作用和政治工作人員的模範作用。他自己在這方面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漫漫長征路上,紅軍政治機關廣泛進行文告宣傳,在做好部隊政治工作的同時,積極開展群眾工作和少數民族工作,使長征充分發揮了「宣傳隊」和「播種機」的作用。李富春同志和紅軍總政治部的出色工作,受到毛澤東同志的表揚。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不久,李富春同志改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後又調任紅三軍團政委等職務,直至隨黨中央、中央紅軍到達陝北

值得指出的是,長征途中,李富春同志參加了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多次重要會議。在遵義會議上,他嚴厲批判「左」傾軍事錯誤,為實際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發揮了積極作用。在俄界會議上,他嚴斥張國燾企圖分裂黨的嚴重錯誤,支持黨中央繼續北上的戰略方針。作為紅軍政治工作的高級領導幹部,李富春同志為長征的勝利和艱難歲月中紅軍的政治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3]

根據地和解放區財政經濟傑出領導人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李富春同志曾先後在陝甘寧邊區和東北解放區負責財經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全國抗日戰爭的八年,李富春同志是在延安度過的。這個時期,他不僅一直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還是黨中央財政經濟部門的負責人,1941年起又兼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和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面對繁重的任務,他表現出高超的領導水平和工作能力。延安的八年歲月中,他不但以大量精力協助陳雲同志主持中央組織部工作,協助任弼時同志處理中央書記處日常事務,在領導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貢獻。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由於日軍作戰逐步轉向敵後戰場、國民黨實行封鎖政策,陝甘寧邊區和敵後根據地的財政經濟與軍民生活遇到嚴重困難。黨中央號召「自己動手」,開展生產自救運動(即生產運動,後來也稱大生產運動)。1939年初,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李富春同志受命擔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後兼中央財政經濟部副部長和中央生產運動委員會副主任),擔負起直接領導陝甘寧邊區財經工作、具體組織生產運動的重任。他親自部署和進行動員,使生產運動在邊區迅速地開展起來。黨政軍機關、團體、學校,按伙食單位先後成立了領導生產的指導機構,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一面生產。李富春同志還親自部署各單位投入開荒突擊戰鬥,保證適時播種,帶頭收集肥料,到田間施肥、除草、灌水,並大力推動開闢南泥灣,為生產運動樹立了一面光輝旗幟。持續數年的生產運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使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困難的局面得到很本改變。

在負責陝甘寧邊區財經工作和組織生產運動期間,李富春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閃光的經濟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公私合作,公私兩利」的原則,並在工作中加以應用。這些理論和實踐的探索,為毛澤東同志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提供了重要依據,對根據地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勝利後,李富春同志赴東北工作,1947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財經委員會書記,後任東北行政委員會(東北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東北局副書記、東北軍區副政委、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職務,並曾經負責哈爾濱市的領導工作。

在此期間,李富春同志先後主持以及協助陳雲同志主持東北解放區的財政經濟工作(包括負責軍隊後勤工作),在統一東北財經,城市接管,恢復和建設東北工業基地,解放東北全境、支援全國解放戰爭,推動東北率先實現工作重心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諸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在實際領導工作中,他深刻闡明「一切為着解放戰爭的勝利」這一戰時財經工作的特點,提出了「發展經濟,支援戰爭;依靠群眾,軍民兼顧;統一籌劃,分工負責;精密計劃,結成整體」的財經方針。他注意到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的顯著區別,明確提出了決不能把過去在農村工作中的許多做法搬到城市裡來,以及一定要保護城市、保護工商業等真知灼見。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他高度重視城市接管工作,提出了把保護城市、防止破壞、保護工商業、恢復生產放在首位的正確方針。在陳雲、李富春等同志領導下,東北解放區國民經濟特別是工業生產順利恢復發展,成為全國的榜樣,對黨中央制定革命勝利後全國財經工作的方針政策提供了重要經驗。[4]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奠基者和組織者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李富春同志全身心地投入國家建設的偉大事業中。他協助周恩來陳雲同志領導經濟工作,為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現國家工業化做出了卓越貢獻。

1950年4月,李富春同志由東北調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重工業部部長(1953年9月兼國家計委副主任)。1954年9月起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1956年黨的八大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我國經濟建設的重要領導者。

李富春同志參加了新中國經濟建設具有開拓意義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組織編制和指導實施。作為編制「一五」計劃的全程參加者,從國內前期準備、赴蘇聯進行長達半年多的談判,到爭取蘇聯相關援助的重要協定的簽字,他歷盡艱辛,付出大量心血,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制訂好計劃,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時甚至徹夜不眠。「一五」計劃中,由蘇聯援建的156個工程項目是「重中之重」。李富春同志親自負責這些項目的組織實施。每個項目都由他主持討論,作出決定,簽報中央。從編制設計、審查設計任務書,到選擇廠址、組織施工、設備分交,他都一抓到底。在他親自領導指揮下,「一五」計劃156項(實際施工為150項)建設工程,除極個別項目因故未達到原定規模外,都實現了預期目標,技術經濟指標達到設計要求,工程效果堪稱一流。像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這樣的大項目,從設計施工到建成投產,僅僅用了三年時間,其成就為世人所矚目。「一五」計劃時期我國的經濟建設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繼「一五」計劃之後,李富春同志又參加了「二五」、「三五」計劃和其他重要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規劃的組織編制和指導落實,提出和踐行了許多科學指導原則和工作方法,如:重視調查研究,尊重經濟規律,注意總結經驗;經濟建設要從實際出發,對生產、建設、生活統籌兼顧,全面安排;重視經濟效益和經濟核算;注意綜合平衡;等等。這些原則和方法,對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仍然不失指導和借鑑意義。

李富春同志在領導經濟工作的實踐中,具有積極的探索精神。他多次提出原則性的重要意見和建議,得到中央採納後成為黨的指導方針。1953年9月兼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後,他針對當時財政經濟的嚴峻形勢,向中央提出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建議。中央根據他的建議,及時採取了有關的措施。1955年冬,周恩來等同志提出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他提出還要加上一個「省」字,經中央同意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方針。當「大躍進」給我國經濟造成嚴重困難時,1960年七八月間他提出應該用幾年時間對國民經濟進行整頓、鞏固和提高的主張,得到周恩來同志支持,後來中央制定實施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3年初經濟形勢初見好轉後,他又提出繼續貫徹八字方針的建議,被中央採納,為實現國民經濟全面恢復和持續平穩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在全國混亂的局勢中,李富春同志協助周恩來同志主管經濟工作。他千方百計排除干擾,抓生產、抓經濟,先後主持起草和下發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面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並支持有關部門起草《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力圖防止社會生產秩序受到進一步的衝擊和破壞。他還協助周恩來同志在保護受迫害的領導幹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富春同志一身正氣,為黨為國操勞,卻受到林彪江青一夥的不斷責難和衝擊,在1967年初所謂的「二月逆流」中甚至被誣為「黑俱樂部主任」,受到嚴重迫害。對此,李富春同志橫眉冷對,據理鬥爭,始終心念全局。即使最後已經不能參加領導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牽掛着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四個現代化,關心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和命運。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同志在憂慮中因病去世。同月,黨中央在人民大會堂為他舉行追悼會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詞,對他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

家庭成員

夫人:蔡暢[5]

蔡暢(1900-1990),原名蔡咸熙,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 ,女權主義領袖 ,無產階級革命家婦女解放運動領導人之一。

蔡暢紅軍長征年齡最大的女紅軍 ,中國婦女運動領袖和國際進步婦女運動的著名活動家全國婦聯第一至三屆主席、第四屆名譽主席,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七至十一屆中央委員

女兒:李特特

人物評價

李富春同志的一生,完全奉獻給了黨和人民,奉獻給了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以卓越的功績,高尚的品德,優良的作風,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豐碑上留下了不朽的英名。「歲寒松與柏,忠貞照千古。」詩人趙朴初為他題寫的詩句,正是他一生品格的真實寫照。李富春同志永遠活在黨和人民心中。

人物故居

李富春故居現位於長沙市天心區三興街,是磚木結構的二層民居。1938年毀於文夕大火,後按原貌重建。

人物郵票

1990年,國家郵政部門發行了一套《李富春誕生90周年》紀念郵票。全套兩枚。圖案分別為李富春肖像和戰爭年代的李富春。2000年,是他們夫婦的百年誕辰。國家郵政部門屆時發行了一枚一套的《革命終身伴侶百年誕辰》郵票,圖案為李富春、蔡暢的合影。為一對夫婦發行紀念郵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郵政史上是第一次。[6]

參考資料

  1. 鄧小平與李富春、蔡暢的深厚情誼,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6年03月08日
  2. 李富春蔡暢:情牽一生的革命伴侶, 網易網, 2012-07-04
  3. 李富春與八字方針的醞釀形成, 新浪網, 2010年11月23日
  4. 新中國財經工作重要奠基人李富春, 鳳凰網, 2011年06月20日
  5. 李富春蔡暢:情牽一生的革命伴侶, 網易網, 2012-07-04
  6. 李富春 簡歷, 名人簡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