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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1] (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先圣,后由启蒙老师改邓希贤,出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州协兴乡(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祖籍中国江西吉水市,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同学中国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美国时代周刊风云人物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创立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最高领导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邓小平
罗马拼音 Deng Xiaopin
出生 原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
逝世 (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
籍贯 四川
民族 汉族
教育程度 莫斯科中山大学
职业 中国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美国时代周刊风云人物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创立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最高领导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配偶 张锡瑗卓琳
儿女 邓林邓楠邓榕邓朴方

法国勤工俭读期间参加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后留学苏联并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经过多年的努力,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后,复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认领导地位。1978年至1983年,任全国政协主席;1981年至1989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2年至1987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983年至199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美国《时代》周刊曾8次,将他列为封面人物,2次评他为“年度风云人物”,西方人称他为:“打不倒的小个子”,毛主席说他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他被誉为中国继往开来的领袖人物,他改变了中国,创造了时代,也影响了全世界![2]

成长经历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父亲为他取名为“邓先圣”,期望他能学习圣人品格,长大后努力做一个对国家有用之人,他的母亲也常教导他:“蚕子吐尽了干丝,自己就憋死在茧子里,它们不是为了自己,全是为了让他人过上好日子。做人也要学学蚕儿的作为,不能光想着自己”。父母的思想,影响了他的一生。

那时的中国,正处水深火热之中。小小年纪的他,就已经有了救国救民的念头,总走上街头参加爱国运动。16岁那年,他怀着求学报国的梦想,远赴法国学习。但因为时局动荡,中国政府中断了对留法学生的资金援助,他不得不挤出时间去工作,他说:“我在法国并没有上学,而是干活。” 他什么工作都干过,机车的司炉工,捡马粪的清洁工,扎花工,餐馆的帮手……每天工作至少十个小时。

这是邓小平曾经为了工作,在法国填写过的居留登记卡,旅法生活异常艰辛,但他不忘思考救国之路,他在巴黎认识了周恩来等革命青年,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久后他就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他总在第一线冲锋陷阵,历经血与火的磨练,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别看他个子小,身体瘦弱,但却有着常人,没有的大智慧和高瞻远瞩的视野。他曾指挥百团大战对日作战,他还领导了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创造了60万赢80万的奇迹。更奇的是,征战数十年,他却从未受过伤,也没有被敌人捕成俘虏。他常说:“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他有多厉害呢?就连公认的最会打仗的刘伯承都说:我打仗不如邓小平!”

三起三落[3]

除了打仗,他一生最传奇的,便是“三起三落”。他第一次“落”是因为力挺毛泽东,反对“城市中心论”。结果遭到“左”倾路线的打击,还被丢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尽管“被贬”,但是他仍然对党忠心耿耿,他主动承担,红军总政治部的《红星》报编辑责任,他一个人克服重重困难,承担起采编、校对、刻印等众多工作,毫无怨言,勤勤恳恳!凭借自己出色的能力,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他的事业才开始回春。而另外两次的起落,都是在“文革”期间。有人曾问他,一生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直言: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不久,他就成了被重点打倒的对象。他不仅要接受批判,还要去参加集会回答问题。但是在自身难保的时刻,他却仍然想着保护他人。为了其他人能不被祸及,他一人承担下所有的罪行:“必须讲清楚,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来负担。”然而运动越演越烈,外面铺天盖地贴起了批判他的大字报。那些“牛鬼蛇神”也轰轰烈烈地来抄家了。他们翻找家里的文件,想找他的罪证, 结果搜遍了整个房子也没找到,屋里只有一些书籍。他们不知道的是,邓小平开会从不做记录, 平时不写笔记,这是他的习惯。那些人气愤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 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他们不死心,又想找他贪污腐败的证据,于是要求他家人交出家里的现金和存折。结果发现,邓小平穷得连一分钱都没有。

他被逼着下跪,遭受暴打,还要每天去劳动。外表冷静、波澜不惊的他,其实在每个清冷的夜晚都夜不能寐。在如此狂风大浪中,唯一能让他觉得安慰的,是亲情,是子女们的支持。他从来都很坚强,从来不哭,但是跟子女的生离死别,却让他痛苦得难以承受。从那以后,他彻底开始了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囚禁生活。然而,那些人并没有放过他,开始向他的家人下毒手,儿子朴方被关进阴暗潮湿的洗澡间,殴打,虐待,严刑逼供他来揭发,自己父亲的“问题”。朴方死也不肯,最后不堪凌辱,从高楼上一跃而下,之后又不被及时医救,结果造成终身下半身瘫痪。

这段岁月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他的弟弟,也因为不堪侮辱,而选择了自杀。他自己的生命更是岌岌可危。抬头需要勇气,低头同样需要勇气!疯狂的年代,他忍辱屈服,但灵魂仍在高傲地飞翔!

1973年2月,他终于等来中共中央的通知,他可以回北京了。那时,毛泽东与他时隔6年相见,问他: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只说了两个字:“等待!”

1973年12月,他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他的复出,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认为是周恩来“最可能的继承人”。恢复工作后的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进行全面整顿。

他回归了中央,但他人生的跌宕还没见结束。1976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1976年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由邓小平做第三次检讨。第二年,他成为举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三年扑朔迷离,三年跌宕起伏,而起落一瞬间,他又一次在“等待”中!时间来到了10月,“四人帮”被粉碎,几乎同时,期盼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此起彼伏。一片呼声中,终于,1979年,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回来了!

回忆[4]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邓小平的女儿向邓小平问道,您这一辈子,和谁的关系最好呢? 邓小平笑着说有周总理,还有你的李伯伯和聂伯伯。

周恩来和邓小平可谓是交情颇深,再造一九二零年的时候,二人在法国相遇,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交谈中,邓小平被周恩来不凡的谈吐和心中坚定的信仰而感染,非常崇敬周恩来。回国后,邓小平还参加了由周恩来等人领导的革命组织,他还负责对于组织内部主要刊物的印刷。当时年轻的邓小平干劲十足,在印刷部十分卖力,因而身上经常沾染着油墨,众人看了忍俊不禁,戏称他为油印博士。

而周恩来也十分看重邓小平。在一九五零年的时候,当时在大会上周恩来表示了自己非常欣赏邓小平的为人处世,并且谦虚的说道自己在一些方面远远不及邓小平。当时为了让邓小平重复原职,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仍然坚持工作,直到看到邓小平再次复出,他才安心的接受检查治疗。

而李伯伯,就是李富春,他被邓小平尊称为大哥。两人也是在法国相遇。后来邓小平还见证了大哥和大嫂喜结连理,留法的那段日子,邓小平觉得虽然艰苦,但是特别满足。当时在邓小平遭受牢狱之灾的时候,李富春自己的处境也不好,但也在鼓励邓小平挺下去。 聂伯伯,就是聂荣臻。两人是老乡,在法国相遇,在异国他乡遇见了四川人,喜悦的心情难以言。后来又一同共事,革命友谊又升华了一个层次。

在长征结束之后,邓小平在长途跋涉之下身患重病,以至于食不下咽,军医检查后,便说只有服饮一些牛奶之类的营养品才能慢慢好转。身为邓小平的好友,聂荣臻也非常着急,而恰好库存之中有一箱奶粉,他便赶忙派人将其送去。邓小平得以痊愈。

采访[5]

2006年9月14日夜间,20世纪最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和小说家、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兼作家奥莉阿娜·法拉奇因癌症恶化在其家乡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区的一家私人诊所去世,终年76岁。法拉奇曾成功访问过国际上的政要人物基辛格、西哈努克、侯赛因、阿拉法特、甘地、布托等,还采访过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她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被誉为“世界政治采访之母”,“和著名政治家纵谈天下大事的能手”。

由于法拉奇坚守“公允新闻的源代码”与对历史负责之底线,在她的人物访谈中,将访谈稿送受访人审查,只是极少数的例外。1980年8月21日、23日采访邓小平时,因事前有“法拉奇的发表稿须经中方审阅认可”的协定,法拉奇的“邓小平访谈”由中方外交部代表施燕华协助翻译整理,并由中方高层审稿。但最终发表时,法拉奇仍然坚持了自己的题目和一些意见——1980年8月31日、9月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头版连载了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但标题与中方确定的《(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问》显然大相径庭。当时开明的邓小平在采访中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结果,《邓小平文选》中的《答意大利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问》与《华盛顿邮报》刊发的访谈文章是两个并不完全一致的版本。

改革开放[6]

1992年元月,邓小平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这次充满激情的私人旅行使中国恢复了活力。在1979年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时,这家杂志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1992年的南方旅行,则让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这家杂志的封面上。

“我从来不走回头路”,到深圳仙湖植物园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发财树”。“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他说。他登上了深圳的高楼,眺望了香港。在珠海登山时,因为下山道路崎岖,警卫建议原路返回,他却执意选择了新路。他的回答被认为是朝气的体现:“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首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次旅行是秘密的,即便是在香港媒体已有报道的情况下,邓小平本人也没有同意新华社发布消息。直到3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还继续吗?不仅继续,还要被重申和强化。这一年的6月9日,江泽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表示同意正式使用这个提法,并表示可以用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在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被更为明确和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