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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玉源太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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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图链结、图片来自twmemory | |
| 第4任台湾总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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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1898年2月26日－1906年4月11日 | |
| 前任 | 乃木希典 |
| 继任 | 佐久间左马太 |
| 日本陆军大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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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1900年－1902年 | |
| 前任 | 桂太郎 |
| 继任 | 寺内正毅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852年3月16日 日本山口县 |
| 逝世 |
1906年7月23日（54岁） 日本东京市 |
| 政党 | 长州藩 |
| 专业 | 陆军 |
| 日语写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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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原文 | 児玉 源太郎 |
| 假名 | こだま げんたろう |
| 平文式罗马字 | Kodama Gentarō |
儿玉源太郎（1852年3月16日－1906年7月23日），正二位勲一等功一级子爵（追封伯爵），长州藩的支藩——德山藩出身（今山口县周南市），台湾日治时期第4任总督（1898-1906）。儿玉在总督任内，也在中央身兼数职（兼任日本内阁陆军大臣、军务大臣、文部大臣等职位），更领兵参与日俄战争，因此在台湾的时间很短。实际在台湾负责政务的人是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被称为“儿玉、后藤时代”。
1903年（明治36年），儿玉中将后继田村怡与造为陆军参谋次长（参谋总长为大山岩），日俄战争中儿玉源太郎升为大将调为满州军总参谋长，在203高地争夺战中支援乃木希典大将为战场总指挥。
1906年（明治39年），儿玉源太郎奉调回国，任命其任职中国东北“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创立委员长”。上任之后，儿玉源太郎制定了对中国东北移民50万的计画，以日本化东三省。任职10天后在家因脑溢血逝世。
甲午战争（日本方面称为：日清战争）时期担任陆军次官，之后获升为陆军大将，后续也担任过内务大臣、文部大臣，并受封伯爵。
生平
1852年4月14日，儿玉源太郎出生于日本周防国德山藩（今山口县），是武士儿玉半九郎长子，幼名百合若，后称健。9岁时，父亲为藩内守旧派暗杀，姐夫继承了家业，后来他在革新派的支持下才继承家名，
1868年，儿玉源太郎初次上阵，是参加戊辰战争，后任兵部省御雇。大阪兵学寮（陆士前身）毕业。
1871年4月15日，初任陆军准少尉， 佐贺之乱时他作为大阪镇台大尉副官从军，在战场上负伤，神风连之乱时，他是熊本镇台的副参谋长，以手腕高超著称。
1877年西南战争，西乡隆盛带了三万五千人包围了熊本城，儿玉源太郎镇守熊本城，眼看著就守不住城了，守军中有人想起来当年从法国买了两门炮，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时候架起炮来照著说明书开了一炮。炮弹虽然不知道打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攻城的敌兵真正被吓跑了，不管指挥官怎么命令，再也不肯近城一步。儿玉高兴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哈哈，马鹿野郎地跑了，统统地跑了、跑了”。
儿玉源太郎在西南战争一战成名后，历任近卫参谋副长，步兵第2联队长兼佐仓营所司令官，参谋本部管东局长。在他曾陪同陆军大臣大山岩到欧洲进行军事视察后，日本陆军的学习对象由法国改为德国，被任命为陆军次官，参谋本部第一局长兼陆军大学校干事，监军部参谋长兼陆军大学校校长，协助德国教官梅克尔少校训练军队。
1889年8月24日，儿玉源太郎晋升陆军少将，任监军部参谋长。改任陆军次官兼军务局长兼陆军省法官部长。
甲午战争开始后，任大本营留守参谋长兼临时检疫部长，积极策划侵华战争，被称为“日清战争的萧何”。日军攻陷平壤和黄海海战后，由于掌握制海权后，立即组编侵华日军第二军。由于陆军大臣大山岩出任第二军司令官，他于是成为实际上的陆军大臣，对日本侵华战争，从兵力部署到物资辎重，无一不躬行实践。1895年8月20日，日本明治天皇赐其金鸱勋章及旭日重光章，并授予男爵爵位。后擢任第3师团长、内务大臣。
1906年7月23日，脑溢血病逝，享年55。儿玉源太郎病逝后葬于东京都府中市的多磨灵园。
担任台湾总督期间
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及澎湖列岛被割让于日本。当时日本为了迅速平定台湾，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手法。但前三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都没能控制住台湾，在乃木希典看来，日本治台，得不偿失，军费开支每年高达700万日元，日本还得从中国的赔款中拿出1200万对台湾进行军费补助。庞大的经费开支使日本不但没有从台湾的割让中得到实际利益，反而成了日本的沉重包袱，萌生出卖台湾的构想，并说动了当时的首相松方正义。经过一系列幕后活动，初步决定以1500万法郎（一说一亿日元）把台湾卖给法国。1898年，伊藤博文重新成为日本首相，乃木希典正式在军政会议上提出了《台湾卖却论》，要把台湾卖给法国，甚至清朝，获得日本外务省的支持。儿玉源太郎起立发言反对说：“我认为，台湾系日本南部的屏障，军事价值甚大，不能卖给法国。当初为了得到台湾，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力，死了那么多的人。若将台湾卖给他国，长远看来并不划算。至于乃木总督提到台湾不好治理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台湾不好治理，而是我们管理台湾的官员无能，如果首相觉得政府中找不到能治理台湾的总督，我愿前往。”反讽了乃木希典，伊藤当下决定由儿玉源太郎接任台湾总督。
治台善迹
1898年3月，儿玉源太郎到达台湾，接任总督，他带来一位得力助手，原内务省卫生局长后藤新平。1898年3月2日，后藤新平改任台湾总督府民政局长，此职为总督府第二高官，后改称民政长官。后藤在儿玉的全权信任下，立即在台湾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殖民措施，一切随机变化，因时造就，人称无方针主义。
治安政策上，儿玉、后藤废除了乃木总督成效不彰的三段警备制，让警察深入民间，追缉抗日分子，政府则软硬兼施，又采取糖饴与鞭的政策。一面招安游击队，大多归顺后，即不予处分，政府还给予创业津贴，命其踏入社会，寻找工作。如不投降，则残酷镇压。儿玉、后藤并运用保甲制度，推行连坐法，使民众之间互相监视，避免一般平民与抗日分子合流。
内政政策上，儿玉、后藤举办“飨老典”的敬老活动，如“扬文会”等重视学者的活动，也举办商人的表彰活动等，让仕绅得以满意。对于普罗大众，儿玉、后藤充实卫生设备，修建下水道，并且注意污水排放，增加民众保健意识，保障饮用水卫生，使得台湾人早年闻之色变的鼠疫、瘟疫等逐渐绝迹。
经济政策上，儿玉、后藤对老百姓喜欢的鸦片陋习，从肃清改为放宽至“专卖”，实行了食盐、樟脑、香烟、酒类、鸦片等专卖制度，儿玉与后藤在台湾努力经营、生产各种物资，使日本大获其利，并且提出了“有关台湾统治的既往及将来”备忘录，揭露经营对岸的厦门港之动机，发表在厦门设置台湾银行支店（分行）的想法，以此为日本南进的策略铺路。
农业政策上，儿玉、后藤又颁布了《台湾地籍规则》、《土地调查规则》，并对全岛土地重新丈量。通过这次丈量清理，台湾耕地面积比原来多了一倍，日本对台湾的土地税收入也因此翻倍，尤其是蔗糖政策，日本以前砂糖价格常常一日数涨，经过儿玉、后藤的考察，台湾的土壤和气候很适合种植甘蔗，所以儿玉、后藤鼓励种植甘蔗，几乎年年丰收，并在台湾制成粗糖，统一收购，运往日本，进行细加工，既让日本当局赚了大钱，也帮助了许多日本国内失业人员，还缓和了日本的糖价。儿玉、后藤在台湾推行的一系列殖民政策，使台湾富裕，走向现代化。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儿玉源太郎虽仍兼任台湾总督，但已回军部任职，与他同时上任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成为台湾实际的统治者。儿玉在台湾任期长达8年多，几乎是历任总督中最长的。日本政界评价儿玉后藤开创了一个时代，奠定了台湾殖民统治的基础，而日本当局尝到了甜头，再也没有人提起要将台湾转卖给他国的事了。
对中国革命党的支持
- 1897年11月上旬，陈少白在日治台湾台北创立兴中会台湾分会，会员有杨心如、吴文秀、赵满期、容祺年、庄某等五、六人，并逐渐打开局面。陈少白并多次至台湾指导兴中会台湾分会会务，并先后获取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的支持与援助。[1]1900年，孙中山计划在惠州起义，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赞同孙中山的计画，计画支援兴中会发动惠州起义，命令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协助在台北的孙中山，儿玉提供武器、日本殖民政府名下台湾银行在厦门分行的金库的三百万两银子，让孙中山做起义的经费，等孙中山一攻惠州，儿玉就攻打厦门，日孙一起，上下夹击。[2]后因日本内阁改组，新内阁不愿意援助中国革命，首相伊藤博文怕惊动英美而叫停，惠州起义遂告失败，郑士良逃亡，日本人山田良政与多位兴中会会员惨遭满清杀害。孙中山于11月10日化名“吴仲”，与后藤新平同行乘“横滨丸”自基隆航往日本。[3][4]
- 清国革命人士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中有他于1901年与儿玉总督的对话，儿玉总督说“...惜初次晤面，即有一极恶之消息报君...”容闳闻而大异，急欲知所谓恶消息者究为何事。儿玉曰：“中国闽浙总督方有公文来，嘱予留意，谓君设来此者，即倩予捕君送之中政府也。”容闳答称：“予今在阁下完全治权之下，故无论何时，阁下可以从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愿为中国而死，死故得其所也。”儿玉总督闻言庄重对曰：“容先生幸勿以予为中国之警吏，君今请安居于此，慎无过虑，与绝不能听君往中国就戮也。”并告曰：“君之身命今甚危，惟若居台湾在予治权之下，予必极力保护，当派兵为君防卫，不致有意外之变。”隔日果有护兵四人，夜间在容闳寓所四围巡逻，日间逢其外出无论何时，此四兵必随行，二居前，二居后，加意防护。容闳自述“予居台湾数日承日人如是待遇，意良可感。”容闳认为此次与日本台湾总督之谈话，实为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之事。[5]
相关项目
参考资料
| 前任： 乃木希典 |
台湾总督兼台湾守备队司令官 （即台湾军司令官） 1898年—1906年 |
继任： 佐久间左马太 |
| 前任： 桂太郎 |
陆军大臣 1900年—1902年 |
继任： 寺内正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