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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玉源太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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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圖鏈結、圖片來自twmemory | |
| 第4任台灣總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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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1898年2月26日－1906年4月11日 | |
| 前任 | 乃木希典 |
| 繼任 | 佐久間左馬太 |
| 日本陸軍大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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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1900年－1902年 | |
| 前任 | 桂太郎 |
| 繼任 | 寺內正毅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852年3月16日 日本山口縣 |
| 逝世 |
1906年7月23日（54歲） 日本東京市 |
| 政黨 | 長州藩 |
| 專業 | 陸軍 |
| 日語寫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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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語原文 | 児玉 源太郎 |
| 假名 | こだま げんたろう |
| 平文式羅馬字 | Kodama Gentarō |
兒玉源太郎（1852年3月16日－1906年7月23日），正二位勲一等功一級子爵（追封伯爵），長州藩的支藩——德山藩出身（今山口縣周南市），台灣日治時期第4任總督（1898-1906）。兒玉在總督任內，也在中央身兼數職（兼任日本內閣陸軍大臣、軍務大臣、文部大臣等職位），更領兵參與日俄戰爭，因此在台灣的時間很短。實際在台灣負責政務的人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被稱為「兒玉、後藤時代」。
1903年（明治36年），兒玉中將後繼田村怡與造為陸軍參謀次長（參謀總長為大山巖），日俄戰爭中兒玉源太郎升為大將調為滿州軍總參謀長，在203高地爭奪戰中支援乃木希典大將為戰場總指揮。
1906年（明治39年），兒玉源太郎奉調回國，任命其任職中國東北「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創立委員長」。上任之後，兒玉源太郎制定了對中國東北移民50萬的計畫，以日本化東三省。任職10天後在家因腦溢血逝世。
甲午戰爭（日本方面稱為：日清戰爭）時期擔任陸軍次官，之後獲升為陸軍大將，後續也擔任過內務大臣、文部大臣，並受封伯爵。
生平
1852年4月14日，兒玉源太郎出生於日本周防國德山藩（今山口縣），是武士兒玉半九郎長子，幼名百合若，後稱健。9歲時，父親為藩內守舊派暗殺，姐夫繼承了家業，後來他在革新派的支持下才繼承家名，
1868年，兒玉源太郎初次上陣，是參加戊辰戰爭，後任兵部省禦雇。大阪兵學寮（陸士前身）畢業。
1871年4月15日，初任陸軍准少尉， 佐賀之亂時他作為大阪鎮台大尉副官從軍，在戰場上負傷，神風連之亂時，他是熊本鎮台的副參謀長，以手腕高超著稱。
1877年西南戰爭，西鄉隆盛帶了三萬五千人包圍了熊本城，兒玉源太郎鎮守熊本城，眼看著就守不住城了，守軍中有人想起來當年從法國買了兩門炮，從來沒有使用過，這時候架起炮來照著說明書開了一炮。炮彈雖然不知道打到什麼地方去了，但攻城的敵兵真正被嚇跑了，不管指揮官怎麼命令，再也不肯近城一步。兒玉高興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哈哈，馬鹿野郎地跑了，統統地跑了、跑了」。
兒玉源太郎在西南戰爭一戰成名後，歷任近衛參謀副長，步兵第2聯隊長兼佐倉營所司令官，參謀本部管東局長。在他曾陪同陸軍大臣大山巖到歐洲進行軍事視察後，日本陸軍的學習對象由法國改為德國，被任命為陸軍次官，參謀本部第一局長兼陸軍大學校幹事，監軍部參謀長兼陸軍大學校校長，協助德國教官梅克爾少校訓練軍隊。
1889年8月24日，兒玉源太郎晉升陸軍少將，任監軍部參謀長。改任陸軍次官兼軍務局長兼陸軍省法官部長。
甲午戰爭開始後，任大本營留守參謀長兼臨時檢疫部長，積極策劃侵華戰爭，被稱為「日清戰爭的蕭何」。日軍攻陷平壤和黃海海戰後，由於掌握制海權後，立即組編侵華日軍第二軍。由於陸軍大臣大山巖出任第二軍司令官，他於是成為實際上的陸軍大臣，對日本侵華戰爭，從兵力部署到物資輜重，無一不躬行實踐。1895年8月20日，日本明治天皇賜其金鴟勳章及旭日重光章，並授予男爵爵位。後擢任第3師團長、內務大臣。
1906年7月23日，腦溢血病逝，享年55。兒玉源太郎病逝後葬於東京都府中市的多磨靈園。
擔任臺灣總督期間
甲午戰爭後，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臺灣及澎湖列島被割讓於日本。當時日本為了迅速平定臺灣，採取了剿撫並用的手法。但前三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都沒能控制住臺灣，在乃木希典看來，日本治台，得不償失，軍費開支每年高達700萬日元，日本還得從中國的賠款中拿出1200萬對臺灣進行軍費補助。龐大的經費開支使日本不但沒有從臺灣的割讓中得到實際利益，反而成了日本的沉重包袱，萌生出賣臺灣的構想，並說動了當時的首相松方正義。經過一系列幕後活動，初步決定以1500萬法郎（一說一億日元）把臺灣賣給法國。1898年，伊藤博文重新成為日本首相，乃木希典正式在軍政會議上提出了《臺灣賣卻論》，要把臺灣賣給法國，甚至清朝，獲得日本外務省的支持。兒玉源太郎起立發言反對說：「我認為，臺灣係日本南部的屏障，軍事價值甚大，不能賣給法國。當初為了得到臺灣，我們費了那麼大的力，死了那麼多的人。若將臺灣賣給他國，長遠看來並不划算。至於乃木總督提到臺灣不好治理的問題，我覺得不是臺灣不好治理，而是我們管理臺灣的官員無能，如果首相覺得政府中找不到能治理臺灣的總督，我願前往。」反諷了乃木希典，伊藤當下決定由兒玉源太郎接任臺灣總督。
治臺善跡
1898年3月，兒玉源太郎到達臺灣，接任總督，他帶來一位得力助手，原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1898年3月2日，後藤新平改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此職為總督府第二高官，後改稱民政長官。後藤在兒玉的全權信任下，立即在臺灣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殖民措施，一切隨機變化，因時造就，人稱無方針主義。
治安政策上，兒玉、後藤廢除了乃木總督成效不彰的三段警備制，讓警察深入民間，追緝抗日分子，政府則軟硬兼施，又採取糖飴與鞭的政策。一面招安游擊隊，大多歸順後，即不予處分，政府還給予創業津貼，命其踏入社會，尋找工作。如不投降，則殘酷鎮壓。兒玉、後藤並運用保甲制度，推行連坐法，使民眾之間互相監視，避免一般平民與抗日分子合流。
內政政策上，兒玉、後藤舉辦「饗老典」的敬老活動，如「揚文會」等重視學者的活動，也舉辦商人的表彰活動等，讓仕紳得以滿意。對於普羅大眾，兒玉、後藤充實衛生設備，修建下水道，並且注意污水排放，增加民眾保健意識，保障飲用水衛生，使得臺灣人早年聞之色變的鼠疫、瘟疫等逐漸絕跡。
經濟政策上，兒玉、後藤對老百姓喜歡的鴉片陋習，從肅清改為放寬至「專賣」，實行了食鹽、樟腦、香菸、酒類、鴉片等專賣制度，兒玉與後藤在臺灣努力經營、生產各種物資，使日本大獲其利，並且提出了「有關臺灣統治的既往及將來」備忘錄，揭露經營對岸的廈門港之動機，發表在廈門設置臺灣銀行支店（分行）的想法，以此為日本南進的策略鋪路。
農業政策上，兒玉、後藤又頒佈了《臺灣地籍規則》、《土地調查規則》，並對全島土地重新丈量。通過這次丈量清理，臺灣耕地面積比原來多了一倍，日本對臺灣的土地稅收入也因此翻倍，尤其是蔗糖政策，日本以前砂糖價格常常一日數漲，經過兒玉、後藤的考察，臺灣的土壤和氣候很適合種植甘蔗，所以兒玉、後藤鼓勵種植甘蔗，幾乎年年豐收，並在臺灣製成粗糖，統一收購，運往日本，進行細加工，既讓日本當局賺了大錢，也幫助了許多日本國內失業人員，還緩和了日本的糖價。兒玉、後藤在臺灣推行的一系列殖民政策，使臺灣富裕，走向現代化。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兒玉源太郎雖仍兼任臺灣總督，但已回軍部任職，與他同時上任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成為臺灣實際的統治者。兒玉在臺灣任期長達8年多，幾乎是歷任總督中最長的。日本政界評價兒玉後藤開創了一個時代，奠定了臺灣殖民統治的基礎，而日本當局嘗到了甜頭，再也沒有人提起要將臺灣轉賣給他國的事了。
對中國革命黨的支持
- 1897年11月上旬，陳少白在日治臺灣臺北創立興中會臺灣分會，會員有楊心如、吳文秀、趙滿期、容祺年、莊某等五、六人，並逐漸打開局面。陳少白並多次至臺灣指導興中會臺灣分會會務，並先後獲取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的支持與援助。[1]1900年，孫中山計劃在惠州起義，時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贊同孫中山的計畫，計畫支援興中會發動惠州起義，命令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協助在臺北的孫中山，兒玉提供武器、日本殖民政府名下台灣銀行在廈門分行的金庫的三百萬兩銀子，讓孫中山做起義的經費，等孫中山一攻惠州，兒玉就攻打廈門，日孫一起，上下夾擊。[2]後因日本內閣改組，新內閣不願意援助中國革命，首相伊藤博文怕驚動英美而叫停，惠州起義遂告失敗，鄭士良逃亡，日本人山田良政與多位興中會會員慘遭滿清殺害。孫中山於11月10日化名「吳仲」，與後藤新平同行乘「橫濱丸」自基隆航往日本。[3][4]
- 清國革命人士容閎的《西學東漸記》一書中有他於1901年與兒玉總督的對話，兒玉總督說「...惜初次晤面，即有一極惡之消息報君...」容閎聞而大異，急欲知所謂惡消息者究為何事。兒玉曰：「中國閩浙總督方有公文來，囑予留意，謂君設來此者，即倩予捕君送之中政府也。」容閎答稱：「予今在閣下完全治權之下，故無論何時，閣下可以從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願為中國而死，死故得其所也。」兒玉總督聞言莊重對曰：「容先生幸勿以予為中國之警吏，君今請安居於此，慎無過慮，與絕不能聽君往中國就戮也。」並告曰：「君之身命今甚危，惟若居臺灣在予治權之下，予必極力保護，當派兵為君防衛，不致有意外之變。」隔日果有護兵四人，夜間在容閎寓所四圍巡邏，日間逢其外出無論何時，此四兵必隨行，二居前，二居後，加意防護。容閎自述「予居臺灣數日承日人如是待遇，意良可感。」容閎認為此次與日本臺灣總督之談話，實為他一生中最值得紀念之事。[5]
相關項目
參考資料
| 前任： 乃木希典 |
台灣總督兼台灣守備隊司令官 （即台灣軍司令官） 1898年—1906年 |
繼任： 佐久間左馬太 |
| 前任： 桂太郎 |
陸軍大臣 1900年—1902年 |
繼任： 寺內正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