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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湯用彤.jpg|250px|thumb|湯用彤院士]]
 
[[File:湯用彤.jpg|250px|thumb|湯用彤院士]]
 
[[File:Babaoshan graves 2012 01.jpg|thumb|250px|[[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墓区。图右可见“汤用彤先生之墓”（一墓区“月字组”东2）。该墓左侧为“[[周学义]]同志之墓”。]]
 
[[File:Babaoshan graves 2012 01.jpg|thumb|250px|[[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墓区。图右可见“汤用彤先生之墓”（一墓区“月字组”东2）。该墓左侧为“[[周学义]]同志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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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bd|1893年|8月4日|1964年|5月1日|catIdx=Tang汤}}），字锡予，[[湖北省]][[黄梅縣]]人，生于[[甘肃省]][[渭源縣]]。 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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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bd|1893年|8月4日|1964年|5月1日|catIdx=Tang汤}}），字''' 锡予'''，男 ，[[湖北省]][[黄梅縣]]人，生于[[甘肃省]][[渭源縣]]。 [[ 中国]] 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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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汤用彤3.jpg|缩略图|左|[https://baike.baidu.com/pic/%E6%B1%A4%E7%94%A8%E5%BD%A4/119360/0/dcc451da81cb39db06517550d3160924ab183026?fr=lemma&ct=single#aid=0&pic=dcc451da81cb39db06517550d3160924ab183026 原图链接]汤用彤：[[湖北省]][[黄梅縣]]人，生于甘肃省渭源縣。 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
  
 
== 生平 ==
 
== 生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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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用彤父亲[[汤霖]]，字雨三，为[[模板: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殿試金榜|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進士]]，平生致力于汉学，对汤用彤影响很大 。1908年就学于[[ 北京顺天学堂]]（即今[[北京市第四中学]] ），接受新式教育。1911年入[[清华学校]]，1916年清华学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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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汤用彤4.jpg|缩略图|[https://baike.baidu.com/pic/%E6%B1%A4%E7%94%A8%E5%BD%A4/119360/0/dcc451da81cb39db06517550d3160924ab183026?fr=lemma&ct=single#aid=0&pic=79b1e936d4d411080a55a9f6 原图链接]汤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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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用彤父亲[[汤霖]]，字雨三，为[[模板: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殿試金榜|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進士]]，平生致力于汉学，对汤用彤影响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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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汤用彤5.jpg|缩略图|[https://baike.baidu.com/pic/%E6%B1%A4%E7%94%A8%E5%BD%A4/119360/0/dcc451da81cb39db06517550d3160924ab183026?fr=lemma&ct=single#aid=0&pic=f6428f8f12cf60c3513d92fa 原图链接] 汤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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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汤用彤留学美国，并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期间，由于才学出众，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1922年回国，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后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1925年任系主任。1926年因东大学潮，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1927 年再回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1962年在台復校）哲学系，任教授、系主任。1931年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自1934年起任系主任；1938年任北大参与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5年代理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1946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1月被推选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1951 年10月后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直至1964年病逝<ref>{{cite web | url=http://big5.huaxia.com/hb-tw/jcwh/gjmr/2012/11/3089634.html | title=汤用彤 | publisher=華夏經緯網 | date=2012-11-19}}</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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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就学于[[北京顺天学堂]]（即今[[北京市第四中学]]），接受新式教育。1911年入[[清华学校]]，1916年清华学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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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汤用彤6.jpg|缩略图|[https://baike.baidu.com/pic/%E6%B1%A4%E7%94%A8%E5%BD%A4/119360/0/dcc451da81cb39db06517550d3160924ab183026?fr=lemma&ct=single#aid=0&pic=29381f30e924b8995ca6683e6d061d950a7bf61a 原图链接]汤用彤：汤用彤（右）和儿子汤一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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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汤用彤留学美国，并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期间，由于才学出众，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1922年回国，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后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1925年任系主任。1926年因东大学潮，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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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汤用彤7.jpg|缩略图|[https://baike.baidu.com/pic/%E6%B1%A4%E7%94%A8%E5%BD%A4/119360/0/dcc451da81cb39db06517550d3160924ab183026?fr=lemma&ct=single#aid=0&pic=027a45b513d17df736d3cad2 原图链接]汤用彤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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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再回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1962年在台復校）哲学系，任教授、系主任。1931年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自1934年起任系主任；1938年任北大参与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5年代理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1946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1月被推选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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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汤用彤8.jpg|缩略图|[https://baike.baidu.com/pic/%E6%B1%A4%E7%94%A8%E5%BD%A4/119360/0/dcc451da81cb39db06517550d3160924ab183026?fr=lemma&ct=single#aid=0&pic=b29f8282fa19a4866c8119df 原图链接]汤用彤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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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10月后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直至1964年病逝<ref>{{cite web | url=http://big5.huaxia.com/hb-tw/jcwh/gjmr/2012/11/3089634.html | title=汤用彤 | publisher=華夏經緯網 | date=2012-11-19}}</ref>。
  
 
1948年12月，[[蔣中正]]下令派飛機到北平[[搶救大陸學人]]，湯用彤在搶救名單上，但是他沒有選擇搭機南下；[[胡適]]離開後曾寫信勸其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依然不為所動<ref>{{cite journal | url=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9070 |  
 
1948年12月，[[蔣中正]]下令派飛機到北平[[搶救大陸學人]]，湯用彤在搶救名單上，但是他沒有選擇搭機南下；[[胡適]]離開後曾寫信勸其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依然不為所動<ref>{{cite journal | url=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90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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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用彤先生对中国[[佛教]]史的梳理，对魏晋玄学的开掘为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的确立打通了难关，受到国内外[[汉学]]，佛学研究学者的普遍推崇，其代表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至今仍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书中许多论点被视为不刊之论。先生自谓“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其对佛教文化的钟爱与故乡浓厚的宗教气息或不无关联。
 
 汤用彤先生对中国[[佛教]]史的梳理，对魏晋玄学的开掘为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的确立打通了难关，受到国内外[[汉学]]，佛学研究学者的普遍推崇，其代表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至今仍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书中许多论点被视为不刊之论。先生自谓“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其对佛教文化的钟爱与故乡浓厚的宗教气息或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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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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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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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漢 魏 兩晉 南北朝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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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學 、玄 學 、佛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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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西方哲学的创始人[[泰勒斯]]所说，哲学的意义在于“不将自己交给一个简单的信仰，而是不间断地探索本原”，汤用彤先生一生都在为此孜孜以求。其学术探索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和魏晋玄学等领域，而尤以中国佛教史的学术成就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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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玄学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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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佛教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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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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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哲 學 史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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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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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在中国佛教方面最著名的成果就是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其《跋》中自云：“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常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铁”。但他每次讲课都要对原来的讲义作出修改。从20年代初就开始撰写，20年代末完成初稿，30年代又全部修改和补充了一次，再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完成。其原因正如他对[[钱穆]]先生所说，总是心感不满。直到芦沟桥事变，由于担心手稿遗失，才考虑将其中一部交付出版。因此本书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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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胡适]]在校阅该书稿本第一册时，称赞此书极好，“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贺麟]]评论现代中国哲学亦有云：“汤用彤得到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ze11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丰富方法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抗战期间，此书与陈寅格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获前政府教育部学术研究评奖哲学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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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用科学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佛教从印度传入到唐朝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互关系；详细地考察了中国佛教各个学派、宗派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及其原委。他对中国佛教史料中关于佛教传入汉族地区的时间、重大的佛教历史事件、佛经的传译、重要的论著、著名僧人的生平、宗派与学派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等等都作了谨严的考证和解释。由于他对佛教有系统的研究，因而对印度哲学发展过程也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在《[[印度哲学史略]]》中采录了中国所保存的不少 重要 史料，并作了考证和评价，其学术成就获得中外有关学者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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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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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回国后在各大学一直讲授印度哲学，1929年编成讲义，1945年修改后以《印度哲学史略》为书名，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这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的一部极重要的著作，其内容恰为他研究中国佛教史提供了必要和丰富的印度历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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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遗稿两部：《[[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和《汉文印度佛教史料选编》。前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印度古代哲学相当丰富，但资料多已失散。公元一世纪后佛教传人中国，以后译经不断，其数量之多和时间之长是少有的，特别是中国所译佛经大部分都保存下来。这些史料多为欧美学者所未见，却使汤用彤的印度哲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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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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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认为外来佛教在中国之流传，先是依托汉代流行的道术，而为佛道；近而又附属于魏晋玄学，而为“佛玄”；至南北朝后期佛教经论讲习之风大盛，到隋唐出现了中国式的佛教。由于佛教同玄学的历史联系，在[[西南联大]]期间，他一度对玄学用力较多，并想“采取[[文德尔班]]（Windelband）写西洋哲学史的方法，以问题为中心，写一部《魏晋玄学》”。当时生活极不安定，自然难以完成，但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论文，勾画出了魏晋玄学演变的比较可信的轮廓，对许多玄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由于佛、道二教长期争执，汤用彤在研究佛教史时还注意了道教史的有关问题。并在西南联大期间指导[[王明]]研究道教。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后来成为研究道教的必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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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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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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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汉 魏 两晋 南北朝佛教史》 ，[[商务印书馆]]，1938年；[[中华书局]]，1955年，1963年，1983年，1988年；[[台北]][[弥勤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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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华书局，1962年，1983年；台北[[育民出版社]]，1980年，收入《玄学·文化·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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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印度哲学史略》，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中华书局，1960年，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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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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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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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往日杂稿》，中华书局，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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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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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 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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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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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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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商务印书馆，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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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本栏按年代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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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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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谵言]]》，《[[清华周刊]]》第13-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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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嫠泣》，《清华周刊》第13、15、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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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功用》，《清华周刊》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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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不朽论》，《清华周刊》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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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之心理》，《清华周刊》第27-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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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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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与痛苦》，《清华周刊》第30、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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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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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助》，《清华周刊》第65、66、68、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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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衣食》有四篇短评，《清华周刊》第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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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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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学衡]]》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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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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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之天才主义]]》，《文哲学报》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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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进代之外道》，《内学》（支那内学院年刊）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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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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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学衡》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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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之起源》，《学衡》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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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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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释迦时代之外道]]》，《学衡》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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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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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传念安般经译解]]》，《内学》第4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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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适论禅宗史书]]》，《胡适文存》第3集。
 +
 
 +
1930年
 +
 
 +
《[[读慧皎〈高僧传〉札记]]》,《[[史学杂志]]》第2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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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31年
 +
 
 +
《唐贤首国师墨宝跋》，《史学杂志》第2卷第5期。
 +
 
 +
《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史学杂志》第2卷第5期。
 +
 
 +
《摄山之三论宗史略考》，《史学杂志》第2卷第6期。
 +
 
 +
《[[唐太宗与佛教]]》，《学衡》第75期。
 +
 
 +
1932年
 +
 
 +
《竺道生与涅槃学》，《国学季刊》3卷1号。
 +
 
 +
1933年
 +
 
 +
《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述略》，《哲学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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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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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唐中期净土教〉》，《大公报》3月17日。
 +
 
 +
《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国学季刊》4卷2号。
 +
 
 +
1935年
 +
 
 +
《读〈太平经〉书所见，《国学季刊》5卷1号。
 +
 
 +
《[[释法瑶]]》，《国学季刊》5卷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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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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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itions of t-he SSǔ-Shin-ˇErh-chang-ching》（Transla-tion by J. R. Wa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I numbe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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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哲学评论》第7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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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肇论〉》（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哲学评论》第7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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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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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零篇]]》，《燕京学报》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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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书评》：《评〈考证法显传〉》，《唐贤首国师墨宝跋》，《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微妙声》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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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书评》：《评日译<梁高僧传>》，《评〈小乘佛教概述〉》，《微妙声》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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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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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人物志〉》，昆明《益世报》读书双周刊第119期至1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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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
 +
 
 +
《[[读刘劭〈人物志〉]]》，《图书季刊》第2卷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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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 玄 学研究两篇：〈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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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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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大衍义略释]]》，《清华学报》第13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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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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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学术季刊》第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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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弼圣人有情义》，《学术季刊》第1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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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图书季刊》新4卷1、2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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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哲学评论》第8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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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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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佛教之特点》，《图书月刊》第3卷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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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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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辨宗论〉书后]]》，天津《大公报》10月23日《文史周刊》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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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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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p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 Ching and Lun-Yü》(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walter Liebenthal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es》voiwme 10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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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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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札记四则·“妖贼”李弘·云中音诵新科之诚·何谓“俗讲”》 、 《 佛 与菩萨 》 ，《新建设》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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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印度古医书》，《新建设》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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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谈一点佛书的“音义”]]》，《[[光明日报]]》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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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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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哲学研究》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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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慧深》，《文汇报》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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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光明日报》11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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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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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给巨赞的信（关于东汉佛教的几个问题的讨论）》，《现代佛学》第2期。
 +
 
 +
《中国佛教宗派补论》，《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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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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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道藏〉札记》，《历史研究》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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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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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魏晋玄学 与文学理 论 》，《中国哲学史研究》第1期。
 +
 
 +
《贵无之学（下）——道安与张湛》，《哲学研究》第7期。
 +
 
 +
《〈高僧传初集〉按语选录》，《文献》第1辑。
 +
 
 +
《[[隋唐佛教史稿]]》（一），《中国哲学》第3辑。
 +
 
 +
《隋唐佛教史 稿》 （续一），《中国哲学》第4辑。
 +
 
 +
1981年
 +
 
 +
《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中国哲学》第5辑。
 +
 
 +
《隋唐佛教史稿》 （三），《中国哲学》第6辑。
 +
 
 +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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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隋唐佛教史稿》（四），《中国哲学》第7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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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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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译Edwin Waddace:Outlies of philo-sophy of Aristotle），《学衡》第17、19期，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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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之宗教》（译W. R. Inge: The Legacy of Greece[1]Reli-gion ），《学衡》第24期，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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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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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网：我们常用“学贯中西”来称道一些著名学者的博学多识，但对于用彤先生来说，“学贯中西”就显得狭隘而不够用了。因为先生是中国十分罕见的学贯中、西、印的大师，他在中、西、印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在这三大文化领域内都立下了一座座丰碑。先生并不是将中、西、印哲学与文化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而是着眼于三者的相互关系。他广搜精考事实，系统地研究了中印文化交流和融汇的历史，总结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依据历史的经验和规律，对出现在国人面前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调和的状况及趋势进行了高瞻远瞩而又切中时弊的考察，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在熠熠生辉、吸引我们去发扬光大的真知灼见。先生在这一领域中的建树和观点，构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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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从“昌明国故，理学救国”而至“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系统工程建设，以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催化与导引而开创的学术黄金时代。从而再现了一代学术大师汤用彤以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宏阔的学术襟怀及其开代学术风气的学术业绩而鼎立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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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太炎先生，几位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是既能熔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 …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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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①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钝儒之典型。②一团和气，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 斯诚[[柳下惠]]之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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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锡予（汤用彤）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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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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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重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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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至1927年间，汤用彤曾在[[南开大学]]执教。到南开时，年方33岁，正是意气风发、风华正茂之时。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正在海内外延揽人才，尤其注意学有所成的归国新秀。归国不久且小有成就的哈佛大学高材生汤用彤亦在收揽之列。1926年，汤用彤正式接受聘请，担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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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来南开是被寄予厚望的，一来便被委以重任。在现存南开大学“文科课程纲要（1925-1926）”中，可以看出，有关哲学的主要课程大都由他亲自讲授。其中包括逻辑学（形式论理学）、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 印度哲 学 史 、实用主义、社会学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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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汤用彤与日俱增的学术造诣和成就也为其赢得了南开师生的推崇与尊重。1927年5月，汤用彤离开南开大学，赴[[中央大学]]哲学系任职。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充满惜别之情。然而，汤用彤与南开的缘分并未因此而终结，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汤用彤先后担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又同南开师生在一起，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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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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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北京城。胡适离开北京的时候，给汤用彤和[[郑天挺]]留了一封信，大意说，[[南京]]已经来了几个电报催他走，他来不及和二位告别，北大的事情就托付你们二位照顾一下。胡适到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又派了飞机来接包括汤用彤在内的一批教授。很多教授没有走。原因就是大家觉得国民党腐败，跟他们走没有什么希望。胡适离开北京之后，北大一时没有校长，北大的教授就自己成立了校委会，并推选汤用彤做校委会主席。汤用彤在北京大学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对北大有很深的感情。1949年1月29日，北平和平解放。5月，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任命汤用彤为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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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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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这之后他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汤用彤的晚年就是坐在家里不出去，自然也不接触社会，偶尔写一些考证的小文章，更多的时间是在看书，查资料。他阅读了几百种佛学著作，写了大约四十万字的读书札记，为他修改《隋唐佛教史》的准备。但是这项工作汤用彤最终也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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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昆明的时候，汤用彤就有修改《隋唐佛教史》的想法，但是因为去昆明途中大量资料都丢失了，修改也就无法进行，同时在那时他也已经开始了魏晋玄学的研究。确立这个方向的初衷是试图梳理印度文化传入中国之后的线索以及两种文化融会之后的相互影响，并且试图把佛教中重要的思想家纳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来。 在晚年，汤用彤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矛盾的。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想做重头的研究已经没有精力了，但是他又不甘心。从他留下的二十本读书札记来看，他是十分想修改《隋唐佛教史》的，但晚年已经力不从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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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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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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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对他所讲述的理性派与经验派诸家的哲学思想都要求有事实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哲学家们的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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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说来，汤用彤决不按照他人的转述——哪怕是西方的著名专家的著作来安排教学内容，而是严格地按照所讲哲学家本人的主要著作（一种或两种，视具体情况而定），以致汤用彤的讲课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看作是哲学家原著的导读。同时，在讲到哲学家某个观点或问题时，汤用彤都要指明见其某本著作的某章某节或某命题（如对斯宾诺莎）。汤用彤的讲授显示了其讲课有根有据、客观真实、可靠可信的鲜明风格，同时汤用彤也仿佛是在要求听众亲自去看看原著，并这样地亲自检验一下、判定一下他所讲的是否正确，是否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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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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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的讲授虽然是严格按照原著，但绝不是“照本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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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通盘把握[[哲学家]]的思想和各方面（如有关时代思潮、科学发展、同时的和先后的哲学家的思想等等）的关系的基础上，以[[西方哲学]]传统所固有的通过分析和推论以求知求真的精神和方法，再现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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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要求他所讲授的内容应有客观的真实性，不是那种表面的、细枝末节的或形式主义的真，而是运用科学方法所达到的本质的、整体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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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汤用彤看来，中国学术传统不重分析、也不从事分析，与此相反，重分析、重逻辑、重方法则是西方哲学传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所以汤用彤对哲学家关于方法的观点和所使用的方法特别重视”；在讲到任何一个哲学家时，不管他是理性派还是经验派，开章明义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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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本人非常重视分析，也长于分析，在这一点上可谓得了西方哲学的真髓，正是这种“分析的头脑”，使他区别于和优越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如汤用彤在进入[[笛卡尔]]哲学之前，就以题名为“心理学的分析”的一章，对笛卡尔所使用的思想、感性、想像等心理学的名称进行分析，以一方面辨明它们在笛卡尔哲学中与现代的不同的意义，另一方面揭示它们在其哲学中的多种用法和含义。而在讲了笛卡尔关于心灵和物质的观点之后，在进入其心物关系学说之前，汤用彤来了一个总结，指出笛卡尔哲学整个为二元论所笼罩，并从其心物二元的总根子里分析出了心物关系上的六种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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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汤用彤对哲学家的某种根本的观点或原则，总要作一种客观的质疑，其形式或者是摆出哲学史上对其提出的批评或反对意见，或是通过汤用彤自己的分析指出其理论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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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汤用彤只是客观地陈述其疑点或问题，而不对其是非作主观的判决。先生的这种态度也许是来自他对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性的理解，因为没有一种哲学的原则或根本观点能免于批评和反对，但同时这种规律性本身，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又是驳不倒的、永恒的，并活生生地保持在现代的哲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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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的这种态度也给学生留下了发展理论思维兴趣的空间。在《[[哲学概论]]》讲授大纲中，汤用彤的这种客观质疑方法表现得尤为突出和频繁。如“真误”这一章列举出了西方哲学史中关于真理标准的四种学说——相对说（即符合说）、自明说、实用说和贯通说。他对每一种学说都提出了质疑，而没有对其是非做出主观的最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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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绝不是说汤用彤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表示自己的主张或观点。如在讲到“[[休谟]]哲学的两个解释”时，汤用彤针对[[康蒲·斯密]]（KempSmh）把休谟哲学解释为从洛克而来的一种信仰一情感决定论的观点，列出事实进行了反驳，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赞同kemp对信仰的重视，但不同意他关于休谟把哲学放在新的情感的基础上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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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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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讲授理性派和经验派哲学时，只是对这些学说本身进行理论的分析与阐述，而不言其“用”，无论是“今用”还是“中用”。从汤用彤对“中国轻视应用，故无科学”的观点的驳斥中，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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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汤用彤之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于：把它作为—一种客观的对象，即作为一门客观的学问而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讨。这不仅是由于国人对西方哲学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而且是由于“我国几无哲学”，因而 就更应采取虚心的客观态度，将其作为客观对象而认识之、研究之。在当时“西化”成为时髦、“中国文化本位”呼声四起的情况下，汤用彤对西方哲学的这种态度真可谓特立独行、独树一帜，在这面旗帜上写下了“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这样一句掷地有声、颠扑不破、气势磅礴、意蕴精深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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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日记中记汤用彤自认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钱穆在《[[师友杂忆]] 》 中记他在北平曾与汤用彤有过交往，并多次清谈。但每当友辈间发生学术上的争论，汤用彤总是在一边沉默不语，并不参与。新中国建立后的历次运动中，多有从旧时代过来的名儒硕学，或迫于时势，或主动趋奉，或诚心改造，乃纷纷删削旧作，改易观点，填充新词。而汤用彤则只是旧著重印，不曾妄加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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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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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学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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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8月，海内外近百名学者在北京隆重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并筹资设立汤用彤学术基金，奖励研究佛教、魏晋玄学和汤用彤学术思想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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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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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汤用彤丰硕的学术成就，再现大师崇高风范，弘扬国学文化，湖北黄梅县社会各界筹资，于2012年10月动工兴建汤用彤纪念馆。纪念馆落成后，以汤一介为代表的汤用彤后人心系桑梓，捐献大批珍贵的文物资料，北京大学还为纪念馆史料的收集、整理、复印、复制以及有关史实的文字说明提供指导与帮助，使纪念馆资料翔实、收录丰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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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1年8月29日 (日) 15:02 的最新修訂

湯用彤院士
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一墓區。圖右可見「湯用彤先生之墓」（一墓區「月字組」東2）。該墓左側為「周學義同志之墓」。

湯用彤（1893年8月4日－1964年5月1日），字錫予，男，湖北省黃梅縣人，生於甘肅省渭源縣。 中國近代著名的國學大師。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原圖鏈接湯用彤：湖北省黃梅縣人，生於甘肅省渭源縣。 中國近代著名的國學大師。

生平

原圖鏈接湯用彤

湯用彤父親湯霖，字雨三，為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進士，平生致力於漢學，對湯用彤影響很大。

原圖鏈接湯用彤

1908年就學於北京順天學堂（即今北京市第四中學），接受新式教育。1911年入清華學校，1916年清華學校畢業。

原圖鏈接湯用彤：湯用彤（右）和兒子湯一介（中）

1918年湯用彤留學美國，並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在哈佛大學期間，由於才學出眾，與陳寅恪、吳宓並稱哈佛三傑。1922年回國，執教於國立東南大學(1927年後改為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1925年任系主任。1926年因東大學潮，轉任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

原圖鏈接湯用彤著作。

1927年再回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1962年在台復校）哲學系，任教授、系主任。1931年至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自1934年起任系主任；1938年任北大參與合組的西南聯合大學哲學心理教育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1945年代理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1946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49年1月被推選為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校長）；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院士）。

原圖鏈接湯用彤著作。

1951年10月後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直至1964年病逝[1]。

1948年12月，蔣中正下令派飛機到北平搶救大陸學人，湯用彤在搶救名單上，但是他沒有選擇搭機南下；胡適離開後曾寫信勸其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依然不為所動[2]。湯用彤的兒子湯一介表示：湯用彤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之後就沒有寫出過像樣的學術著作，只偶爾寫一些考證的小文章，更多的時間是在看書，查資料，寫讀書札記[3]。

湯用彤先生對中國佛教史的梳理，對魏晉玄學的開掘為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的確立打通了難關，受到國內外漢學，佛學研究學者的普遍推崇，其代表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魏晉玄學論稿》至今仍具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書中許多論點被視為不刊之論。先生自謂「幼承庭訓，早覽乙部」，其對佛教文化的鐘愛與故鄉濃厚的宗教氣息或不無關聯。

學術成就

正如西方哲學的創始人泰勒斯所說，哲學的意義在於「不將自己交給一個簡單的信仰，而是不間斷地探索本原」，湯用彤先生一生都在為此孜孜以求。其學術探索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學、中國佛教和魏晉玄學等領域，而尤以中國佛教史的學術成就最為突出。

哲學成果

佛學領域

湯用彤在中國佛教方面最著名的成果就是出版了《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其《跋》中自云：「十餘年來，教學南北，常以中國佛教史授學者，講義積年，匯成卷鐵」。但他每次講課都要對原來的講義作出修改。從20年代初就開始撰寫，20年代末完成初稿，30年代又全部修改和補充了一次，再花了近四年的時間才完成。其原因正如他對錢穆先生所說，總是心感不滿。直到蘆溝橋事變，由於擔心手稿遺失，才考慮將其中一部交付出版。因此本書於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印行。

這部著作，開闢了中國佛教史研究的新紀元，受到學術界的廣泛稱讚。胡適在校閱該書稿本第一冊時，稱讚此書極好，「錫予訓練極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細密，故此書為最有權威之作」。賀麟評論現代中國哲學亦有云：「湯用彤得到西洋人治哲學史的方法，再參以乾嘉諸老的考證方法。所以他採取蔡勒爾（ze11er）治希臘哲學史一書的方法．所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材料豐富方法嚴謹，考證方面的新發現，義理方面的新解釋，均勝過別人。」抗戰期間，此書與陳寅格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同獲前政府教育部學術研究評獎哲學類一等獎。

湯用彤通曉梵語、巴利語等多種外國語文，熟悉中國哲學、印度哲學、西方哲學，畢生致力於中國佛教史、魏晉玄學和印度哲學的研究。所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用科學方法系統地闡述了佛教從印度傳入到唐朝時期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特點、佛學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的相互關係；詳細地考察了中國佛教各個學派、宗派的興起和衰落過程及其原委。他對中國佛教史料中關於佛教傳入漢族地區的時間、重大的佛教歷史事件、佛經的傳譯、重要的論著、著名僧人的生平、宗派與學派的關係、佛教與政治的關係等等都作了謹嚴的考證和解釋。由於他對佛教有系統的研究，因而對印度哲學發展過程也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在《印度哲學史略》中採錄了中國所保存的不少重要史料，並作了考證和評價，其學術成就獲得中外有關學者的一致好評。

印度哲學

湯用彤回國後在各大學一直講授印度哲學，1929年編成講義，1945年修改後以《印度哲學史略》為書名，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印行。這是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印度哲學史的一部極重要的著作，其內容恰為他研究中國佛教史提供了必要和豐富的印度歷史知識。

此外還有遺稿兩部：《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和《漢文印度佛教史料選編》。前一部由商務印書館即將出版。印度古代哲學相當豐富，但資料多已失散。公元一世紀後佛教傳人中國，以後譯經不斷，其數量之多和時間之長是少有的，特別是中國所譯佛經大部分都保存下來。這些史料多為歐美學者所未見，卻使湯用彤的印度哲學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

魏晉玄學

湯用彤認為外來佛教在中國之流傳，先是依託漢代流行的道術，而為佛道；近而又附屬於魏晉玄學，而為「佛玄」；至南北朝後期佛教經論講習之風大盛，到隋唐出現了中國式的佛教。由於佛教同玄學的歷史聯繫，在西南聯大期間，他一度對玄學用力較多，並想「採取文德爾班（Windelband）寫西洋哲學史的方法，以問題為中心，寫一部《魏晉玄學》」。當時生活極不安定，自然難以完成，但發表了許多有創見的論文，勾畫出了魏晉玄學演變的比較可信的輪廓，對許多玄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由於佛、道二教長期爭執，湯用彤在研究佛教史時還注意了道教史的有關問題。並在西南聯大期間指導王明研究道教。王明的《（太平經）合校》，後來成為研究道教的必讀資料。

個人著作

專著

1、《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商務印書館，1938年；中華書局，1955年，1963年，1983年，1988年；台北彌勤出版社，1982年。

2、《魏晉玄學論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華書局，1962年，1983年；台北育民出版社，1980年，收入《玄學·文化·佛教》。

3、《印度哲學史略》，重慶獨立出版社，1945年；中華書局，1960年，1988年。

4、《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1982年。

文集

1、《往日雜稿》，中華書局，1962年。

2、《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

3、《理學·佛學·玄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纂著

1、《高僧傳》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

2、《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商務印書館，1994年。

論文（本欄按年代羅列）

1914年

《理學譫言》，《清華周刊》第13-29期。

《孤嫠泣》，《清華周刊》第13、15、16期。

《理論之功用》，《清華周刊》第15期。

《新不朽論》，《清華周刊》第20期。

《植物之心理》，《清華周刊》第27-29期。

1915年

《快樂與痛苦》，《清華周刊》第30、31期。

1916年

《談助》，《清華周刊》第65、66、68、70期。

《說衣食》有四篇短評，《清華周刊》第75期。

1922年

《評近人之文化研究》，《學衡》第12期。

1923年

《叔本華之天才主義》，《文哲學報》第3期。

《釋迦進代之外道》，《內學》（支那內學院年刊）第1輯。

1924年

《佛教上座部九心輪略釋》，《學衡》第26期。

《印度哲學之起源》，《學衡》第30期。

1925年

《釋迦時代之外道》，《學衡》第39期。

1928年

《南傳念安般經譯解》，《內學》第4輯。

《與胡適論禪宗史書》，《胡適文存》第3集。

1930年

《讀慧皎〈高僧傳〉札記》,《史學雜誌》第2卷第4期。

1931年

《唐賢首國師墨寶跋》，《史學雜誌》第2卷第5期。

《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史學雜誌》第2卷第5期。

《攝山之三論宗史略考》，《史學雜誌》第2卷第6期。

《唐太宗與佛教》，《學衡》第75期。

1932年

《竺道生與涅槃學》，《國學季刊》3卷1號。

1933年

《釋道安時代之般若學述略》，《哲學論叢》。

1934年

《評〈唐中期淨土教〉》，《大公報》3月17日。

《王維誠〈老子化胡說考證〉審查書》，《國學季刊》4卷2號。

1935年

《讀〈太平經〉書所見，《國學季刊》5卷1號。

《釋法瑤》，《國學季刊》5卷4號。

1936年

《The Editions of t-he SSǔ-Shin-ˇErh-chang-ching》（Transla-tion by J. R. Wa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I number I

《漢魏佛教的兩大系統》（哲學年會報告摘要），《哲學評論》第7卷第1期。

《關於〈肇論〉》（哲學年會報告摘要），《哲學評論》第7卷第2期。

1937年

《中國佛教史零篇》，《燕京學報》第22期。

《大林書評》：《評〈考證法顯傳〉》，《唐賢首國師墨寶跋》，《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跋》,《微妙聲》第3期。

《大林書評》：《評日譯<梁高僧傳>》，《評〈小乘佛教概述〉》，《微妙聲》第8期。

1939年

《讀〈人物誌〉》，昆明《益世報》讀書雙周刊第119期至121期。

1940年

《讀劉劭〈人物誌〉》，《圖書季刊》第2卷1期。

《魏晉玄學研究兩篇：〈魏晉玄學流別略論〉〈向郭義之莊周與孔子〉》《國立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

1942年

《王弼大衍義略釋》，《清華學報》第13卷第2期。

1943年

《文化思想之衝突與調和》，《學術季刊》第1卷第2期。

《王弼聖人有情義》，《學術季刊》第1卷第3期。

《王弼之〈周易〉〈論語〉新義》，《圖書季刊》新4卷1、2合刊。

《向郭義之莊周與孔子》，《哲學評論》第8卷第4期。

1944年

《隋唐佛教之特點》，《圖書月刊》第3卷第3、4期。

1946年

《謝靈運〈辨宗論〉書後》，天津《大公報》10月23日《文史周刊》第2期。

1947年

《Wang p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 Ching and Lun-Yü》(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walter Liebenthal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es》voiwme 10 number 2.

1961年

《康復札記四則·「妖賊」李弘·雲中音誦新科之誠·何謂「俗講」》、《佛與菩薩》，《新建設》6月號。

《針灸·印度古醫書》，《新建設》7月號。

《談一點佛書的「音義」》，《光明日報》10月19日。

1962年

《論中國佛教無「十宗」》，《哲學研究》第3期。

《關于慧深》，《文匯報》10月14日。

《從一切道經說到武則天》，《光明日報》11月21日。

1963年

《給巨贊的信（關於東漢佛教的幾個問題的討論）》，《現代佛學》第2期。

《中國佛教宗派補論》，《北京大學人文科學學報》第5期。

1964年

《讀〈道藏〉札記》，《歷史研究》第3期。

1980年

《魏晉玄學與文學理論》，《中國哲學史研究》第1期。

《貴無之學（下）——道安與張湛》，《哲學研究》第7期。

《〈高僧傳初集〉按語選錄》，《文獻》第1輯。

《隋唐佛教史稿》（一），《中國哲學》第3輯。

《隋唐佛教史稿》（續一），《中國哲學》第4輯。

1981年

《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中國哲學》第5輯。

《隋唐佛教史稿》（三），《中國哲學》第6輯。

1982年

《隋唐佛教史稿》（四），《中國哲學》第7輯。

譯作

《亞里士多德哲學大綱》（譯Edwin Waddace:Outlies of philo-sophy of Aristotle），《學衡》第17、19期，1923年。

《希臘之宗教》（譯W. R. Inge: The Legacy of Greece[1]Reli-gion ），《學衡》第24期，1923年。

人物評價

中國社會科學院網：我們常用「學貫中西」來稱道一些著名學者的博學多識，但對於用彤先生來說，「學貫中西」就顯得狹隘而不夠用了。因為先生是中國十分罕見的學貫中、西、印的大師，他在中、西、印文化與哲學思想研究上，都有獨到的造詣和重大的貢獻，在這三大文化領域內都立下了一座座豐碑。先生並不是將中、西、印哲學與文化孤立起來進行研究，而是着眼於三者的相互關係。他廣搜精考事實，系統地研究了中印文化交流和融匯的歷史，總結出其歷史發展的規律；他依據歷史的經驗和規律，對出現在國人面前的中西文化衝突與調和的狀況及趨勢進行了高瞻遠矚而又切中時弊的考察，提出了許多至今仍在熠熠生輝、吸引我們去發揚光大的真知灼見。先生在這一領域中的建樹和觀點，構成了中國學術思想發展中的一座里程碑。

湯用彤從「昌明國故，理學救國」而至「中西互補，因革損益」的文化系統工程建設，以及對其學術思想的催化與導引而開創的學術黃金時代。從而再現了一代學術大師湯用彤以其嚴謹的治學精神，宏闊的學術襟懷及其開代學術風氣的學術業績而鼎立於20世紀的中國學術界。

季羨林《湯用彤先生誕辰百周年紀念·論文集》：太炎先生，幾位國學大師，比如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胡適等，都是既能熔鑄今古，又能會通中西。… …我認為，湯用彤（錫予）先生就屬於這國學大師之列。這實際上是國內外學者之公言，決非我一個人之私言。

錢穆：①錫予之奉長慈幼，家庭雍睦，飲食起居，進退作息，固儼然一鈍儒之典型。②一團和氣，讀其書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難知其學， 斯誠柳下惠之流矣。

胡適：錫予（湯用彤）的書極小心，處處注重證據，無證之說雖有理亦不敢用。

人物軼事

望重南開

1926年至1927年間，湯用彤曾在南開大學執教。到南開時，年方33歲，正是意氣風發、風華正茂之時。其時南開大學成立不久，校長張伯苓和大學部主任凌冰正在海內外延攬人才，尤其注意學有所成的歸國新秀。歸國不久且小有成就的哈佛大學高材生湯用彤亦在收攬之列。1926年，湯用彤正式接受聘請，擔任南開大學文科哲學系教授、系主任。

湯用彤來南開是被寄予厚望的，一來便被委以重任。在現存南開大學「文科課程綱要（1925-1926）」中，可以看出，有關哲學的主要課程大都由他親自講授。其中包括邏輯學（形式論理學）、西洋哲學史、現今哲學、印度哲學史、實用主義、社會學綱要。

與此同時，湯用彤與日俱增的學術造詣和成就也為其贏得了南開師生的推崇與尊重。1927年5月，湯用彤離開南開大學，赴中央大學哲學系任職。離校前，南開師生為他舉行歡送會，充滿惜別之情。然而，湯用彤與南開的緣分並未因此而終結，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時期，湯用彤先後擔任西南聯大哲學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等職，又同南開師生在一起，對南開大學哲學系的建設、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圍城前後

1948年12月，解放軍包圍北京城。胡適離開北京的時候，給湯用彤和鄭天挺留了一封信，大意說，南京已經來了幾個電報催他走，他來不及和二位告別，北大的事情就託付你們二位照顧一下。胡適到了南京，國民黨政府又派了飛機來接包括湯用彤在內的一批教授。很多教授沒有走。原因就是大家覺得國民黨腐敗，跟他們走沒有什麼希望。胡適離開北京之後，北大一時沒有校長，北大的教授就自己成立了校委會，並推選湯用彤做校委會主席。湯用彤在北京大學待了那麼長的時間，對北大有很深的感情。1949年1月29日，北平和平解放。5月，北京軍管會主任葉劍英任命湯用彤為北京大學校委會主席。

晚年遺憾

湯用彤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這之後他就沒有寫出過像樣的學術著作。湯用彤的晚年就是坐在家裡不出去，自然也不接觸社會，偶爾寫一些考證的小文章，更多的時間是在看書，查資料。他閱讀了幾百種佛學著作，寫了大約四十萬字的讀書札記，為他修改《隋唐佛教史》的準備。但是這項工作湯用彤最終也沒有完成。

早在昆明的時候，湯用彤就有修改《隋唐佛教史》的想法，但是因為去昆明途中大量資料都丟失了，修改也就無法進行，同時在那時他也已經開始了魏晉玄學的研究。確立這個方向的初衷是試圖梳理印度文化傳入中國之後的線索以及兩種文化融會之後的相互影響，並且試圖把佛教中重要的思想家納入到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中來。 在晚年，湯用彤的內心世界是非常矛盾的。當時他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想做重頭的研究已經沒有精力了，但是他又不甘心。從他留下的二十本讀書札記來看，他是十分想修改《隋唐佛教史》的，但晚年已經力不從心了。

治學態度

尊重原著

湯用彤對他所講述的理性派與經驗派諸家的哲學思想都要求有事實的根據，這個根據就是哲學家們的原著。

—般說來，湯用彤決不按照他人的轉述——哪怕是西方的著名專家的著作來安排教學內容，而是嚴格地按照所講哲學家本人的主要著作（一種或兩種，視具體情況而定），以致湯用彤的講課在某種意義上幾乎可以看作是哲學家原著的導讀。同時，在講到哲學家某個觀點或問題時，湯用彤都要指明見其某本著作的某章某節或某命題（如對斯賓諾莎）。湯用彤的講授顯示了其講課有根有據、客觀真實、可靠可信的鮮明風格，同時湯用彤也仿佛是在要求聽眾親自去看看原著，並這樣地親自檢驗一下、判定一下他所講的是否正確，是否真實可信。

推陳出新

湯用彤的講授雖然是嚴格按照原著，但絕不是「照本宣科」。

他在通盤把握哲學家的思想和各方面（如有關時代思潮、科學發展、同時的和先後的哲學家的思想等等）的關係的基礎上，以西方哲學傳統所固有的通過分析和推論以求知求真的精神和方法，再現原著的本質內容和邏輯線索。

湯用彤要求他所講授的內容應有客觀的真實性，不是那種表面的、細枝末節的或形式主義的真，而是運用科學方法所達到的本質的、整體意義上的客觀真實性。

在湯用彤看來，中國學術傳統不重分析、也不從事分析，與此相反，重分析、重邏輯、重方法則是西方哲學傳統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靈魂。所以湯用彤對哲學家關於方法的觀點和所使用的方法特別重視」；在講到任何一個哲學家時，不管他是理性派還是經驗派，開章明義第一個問題就是他的「方法」。

湯用彤本人非常重視分析，也長於分析，在這一點上可謂得了西方哲學的真髓，正是這種「分析的頭腦」，使他區別於和優越於同時代的其他一些學者。如湯用彤在進入笛卡爾哲學之前，就以題名為「心理學的分析」的一章，對笛卡爾所使用的思想、感性、想像等心理學的名稱進行分析，以一方面辨明它們在笛卡爾哲學中與現代的不同的意義，另一方面揭示它們在其哲學中的多種用法和含義。而在講了笛卡爾關於心靈和物質的觀點之後，在進入其心物關係學說之前，湯用彤來了一個總結，指出笛卡爾哲學整個為二元論所籠罩，並從其心物二元的總根子裡分析出了心物關係上的六種二元對立。

再次，湯用彤對哲學家的某種根本的觀點或原則，總要作一種客觀的質疑，其形式或者是擺出哲學史上對其提出的批評或反對意見，或是通過湯用彤自己的分析指出其理論上的困難。

一般說來，湯用彤只是客觀地陳述其疑點或問題，而不對其是非作主觀的判決。先生的這種態度也許是來自他對西方哲學史發展的規律性的理解，因為沒有一種哲學的原則或根本觀點能免於批評和反對，但同時這種規律性本身，正如黑格爾指出的那樣又是駁不倒的、永恆的，並活生生地保持在現代的哲學裡。

湯用彤的這種態度也給學生留下了發展理論思維興趣的空間。在《哲學概論》講授大綱中，湯用彤的這種客觀質疑方法表現得尤為突出和頻繁。如「真誤」這一章列舉出了西方哲學史中關於真理標準的四種學說——相對說（即符合說）、自明說、實用說和貫通說。他對每一種學說都提出了質疑，而沒有對其是非做出主觀的最終判決。

但是，這絕不是說湯用彤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問題上都不表示自己的主張或觀點。如在講到「休謨哲學的兩個解釋」時，湯用彤針對康蒲·斯密（KempSmh）把休謨哲學解釋為從洛克而來的一種信仰一情感決定論的觀點，列出事實進行了反駁，最後得出結論說：「我們贊同kemp對信仰的重視，但不同意他關於休謨把哲學放在新的情感的基礎上的觀點。」

堅持真理

湯用彤講授理性派和經驗派哲學時，只是對這些學說本身進行理論的分析與闡述，而不言其「用」，無論是「今用」還是「中用」。從湯用彤對「中國輕視應用，故無科學」的觀點的駁斥中，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總起來說，湯用彤之研究和傳授西方哲學的特點在於：把它作為—一種客觀的對象，即作為一門客觀的學問而進行科學的研究和探討。這不僅是由於國人對西方哲學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而且是由於「我國幾無哲學」，因而 就更應採取虛心的客觀態度，將其作為客觀對象而認識之、研究之。在當時「西化」成為時髦、「中國文化本位」呼聲四起的情況下，湯用彤對西方哲學的這種態度真可謂特立獨行、獨樹一幟，在這面旗幟上寫下了「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討論」這樣一句擲地有聲、顛撲不破、氣勢磅礴、意蘊精深的至理名言。

胡適在日記中記湯用彤自認只能作小心的求證，不能作大膽的假設。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記他在北平曾與湯用彤有過交往，並多次清談。但每當友輩間發生學術上的爭論，湯用彤總是在一邊沉默不語，並不參與。新中國建立後的歷次運動中，多有從舊時代過來的名儒碩學，或迫於時勢，或主動趨奉，或誠心改造，乃紛紛刪削舊作，改易觀點，填充新詞。而湯用彤則只是舊著重印，不曾妄加修訂。

人物紀念

湯用彤學術基金

1993年8月，海內外近百名學者在北京隆重紀念湯用彤先生誕辰百周年學術座談會，並籌資設立湯用彤學術基金，獎勵研究佛教、魏晉玄學和湯用彤學術思想卓有建樹的青年學者。

湯用彤紀念館

為紀念湯用彤豐碩的學術成就，再現大師崇高風範，弘揚國學文化，湖北黃梅縣社會各界籌資，於2012年10月動工興建湯用彤紀念館。紀念館落成後，以湯一介為代表的湯用彤後人心系桑梓，捐獻大批珍貴的文物資料，北京大學還為紀念館史料的收集、整理、複印、複製以及有關史實的文字說明提供指導與幫助，使紀念館資料翔實、收錄豐富。

參考文獻

  1. ↑ 湯用彤. 華夏經緯網. 2012-11-19. 
  2. ↑ 鮮為人知的蔣介石《搶救大陸學人》計畫——兼述留守大陸學者的結局. 縱覽中國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 December 27, 2012. 
  3. ↑ 湯一介口述. 湯用彤的晚年. 新京報. 
教育職務
前任：
張頤 		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
1934年—1937年8月 		繼任：
馮友蘭
前任：
馮友蘭 		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
1938年—1943年 		繼任：
馮文潛
前任：
馮文潛 		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
1944年8月—1949年 		繼任：
鄭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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